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十九屆中紀委二次全會的舉行，承接近期內地反對官僚主義逐步升溫的背景，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反對官僚主義，警示全黨，中紀委列舉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十種表現，切中時弊，生動如繪。這次全會閉幕後，中紀委乃至全黨如何有效遏制官僚主義，是一場大考。
事實上，官僚主義的作風，「在任何設官而治的社會，差不多都可以見到。」中國著名學者王亞南早在70年前於其成名作《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曾斷言。應對官僚主義是人類政治領域從不過時的重要課題。從政治學角度分析，官僚主義問題在於，官僚出於自利考慮，憑借層級、專業或信息的便利自行其是，損害公共利益。糾正官僚主義實質上就是控制官僚的這種負面自主性。著名的「芬納與弗雷德里希之爭」指向了控制官僚自主性的不同路徑：前者強調官僚的客觀責任與外部監督，後者注重官僚主觀約束與內部控制。
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彼得斯所指，如果官僚機構內部和官僚個體內心成功建立某種約束，從而服務於公共利益，那麼幾乎不需要外部控制，官員就能完成工作，這無疑是最為經濟可行的控制形式。過去五年，中共在反腐治吏方面取得卓然成績，是強化思想作風的教育引導和自我監督的制度構建產生的效果。從十九屆中紀委二中全會的精神看，這些做法和經驗將在未來繼續深化。
中國治理官僚主義必須正視龐大機構的組織悖論，需要解決垂直監管存在的穿透力問題。正如著名的唐斯「控制遞減定律」所示--組織規模越大，上層領導者對其組織行為的控制力就越弱。因此，學界有論，只有強化不同層次的平行監督和外部監督，才能補充自上而下監督的不足。人們留意到，習近平在十九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中總結六條經驗時強調，「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統一，以黨內監督帶動其他監督，積極暢通人民群眾建言獻策和批評監督渠道，充分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作用。」可以預見，在今後糾正官僚主義的努力中，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的作用將會更加彰顯。
去年末北方強推「煤改氣」項目、北京城市整治項目引發的問題，值得深思。深究其根源，「只唯上」「不為民」似乎成為部分官員的「理性選擇」。因此，改善官員的績效激勵機制，在官員選任中加大民意權重，應是根除官僚主義繞不過去的關。
事實上，作為十九大提出的改革總目標，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蘊涵着根除官僚主義的有效路標。比如，在治理主體中，增加民眾等社會力量，在權力運行及監督上，加入自下而上以及平行向度，這些願景如果實現，定能有效扭轉舊有怪圈，開闢防治官僚主義的新境界。簡而言之，用治理的改革，根除官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