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2004年，全國人大向代表開放參加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我第一次參加了江蘇省一組（共五組）的「義務教育法」執法檢查，由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專門委員會主任朱麗蘭親自領隊，同組還有方新等教育界專家和教育部的代表等。
朱主任是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手下女將之一，另一位是副總理吳儀。朱主任原為科技部部長，她身材細小，但工作起來勁頭十足。她告訴我如何向財政部長項懷誠爭取科研經費，如何評價官員的表現，令人增長見識了。
次年我又有機會同原班人馬做「義務教育法」的立法調研。這次去寧夏及甘肅，主要了解貧窮省份辦教育的困難，為何會債務纍纍。調研期間，朱主任和她的秘書很熱心和我討論關於義務教育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效益，她們都認同義務教育社會效益極大，經費不應「以縣為主」，而應該由中央政府負擔，讓農村及貧窮地區的孩子也能公平地受教育。
當然我也理解中央財政的困難，想不到次年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義務教育法，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承諾，兩年內由中央及市級以上政府負責義務教育的經費！我後來問朱主任，了解到人大在這次義務教育改革發揮了很大作用。
如今，內地兒童的9年義務教育比率達到94％，對提高我們國民的素質起了極大作用，在國際上極受讚揚。後來，我再做義務教育法的執法檢查，重點已轉到關注「均衡教育、創意教育」上。
當時，內地各級政府不斷改變職能，由建設型政府走向管治型政府，再走向服務型政府。官員由主管經濟的「父母官」轉變為人民公僕。中國的公共財政主要用於教育、科研創新、醫療制度、人民住房、交通基建、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等，還有人所共知的反貪腐。
在中國走向市場化改革的道路，政府並未放棄責任，還是有五年規劃、部門規劃、地區規劃、專項規劃等，只是政府直接管理的範圍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是計劃加市場，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西方把計劃與市場對立的理念，但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
（續昨日，全文完。中國改革開放評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