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查良鏞先生離世翌日，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發文悼念，他指出：「香港應該有一個更好的金庸館」、「香港以金庸為榮為傲」。因為「金庸館開幕應該由特區政府最高層主持，以示重視」，於是「五年行政長官任期內和同事『爭』做主禮的唯一一次」。梁官又認為現時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未夠完善，結論是：「香港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和地點方便的金庸館，不愁沒有展品，更不愁沒有觀眾。香港不做，恐怕其他城市會搶去做。」
說到獨立的大型金庸館，現成場地就是西九龍文化區！香港百多年文化，我們文有金庸、武有李小龍。他們兩位都以香港為基地，將個人事業推到最高峰。李小龍的電影和武術，徹底改變了當代中國人在世界各地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金庸的小說則重建了當代中國人對國家文化的認同。將來故宮博物館的分館會落戶在西九龍文化區，必將成為全區的核心，期望全新的金庸館和李小龍館如「文丞武尉」般代表香港文化拱輔故宮館。香港納稅人的血汗就不必亂用在購買不相干的西洋「藝術品」了！
回想二零一七年初香港第一個「金庸館」落戶沙田，這個常設展館有二千多平方呎的空間。地方雖小，聊勝於無。開幕之日，小查詩人缺席，我心想這個金庸館也真來得太遲了！如果小查身體尚可，他沒有不出席的道理。楊興安博士和我，可算是主講各種形式「金庸講座」的「專業戶」，大概半年之後，我們在文化博物館主講了一次分享會。我向館方建議，類似的文化活動，其實可以每個星期都辦！館長先生笑說這樣不成，按現時的條件只能每幾個月辦一次而已。
在仍未有中國作家獲授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許多金庸小說讀者都很在意為什麼金庸仍未得此獎，還有是怎樣才可以讓金庸得此獎。有該獎項的評審委員指出，那先得要將金庸小說譯成一種歐洲語文，英文會是首選。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刊行的《總論金庸》就曾指出，以一人之力絕對沒有可能譯得像個樣，應要組織一個團隊才有點指望。許多朋友和讀者都不知道，其實潘國森也是「文科生」，還是中英雙語翻譯的專業。我們搞專業翻譯，許多時爭分奪秒，通常將一篇文分為數份，隊員各譯一份，再由隊長修飾，以統一文風。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來學中文，金庸小說已不勞再作英譯了。後來終於有中國人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了，卻不是金庸。如果要比較，得獎者的作品還能夠跟金庸小說並駕齊驅嗎？金庸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小說家。
查良鏞先生辭世已有一段日子，香港是他的第二故鄉，我們卻沒見到有什麼像個樣的紀念活動。惜哉！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筆者在浙江工業大學「和山青年論壇」主講了一節「不一樣的金庸」講座，由構想、聯絡到成事，才不過半個月。內地年輕朋友的辦事效率，令潘某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講座結束，浙工大的老師要我題幾個字，不假思索就寫了「讀好金庸、讀懂金庸」，這是對當代中國文學大宗師海寧查良鏞先生的最佳紀念！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十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