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的手指目前仍纏着固定夾板和繃帶，頭上還有清晰可見的傷痕。他說，自從遭施以酷刑後，便一直要停工休養，相信最少兩三個月才能康復，事件更影響其腦部功能，令反應有點遲緩。
回深圳後，他繼續在當地醫院覆診，前後耗費數千元醫藥費，「停工之後無收入，但就要承擔醫藥、房租等生活開支。」
雖經歷浩劫，但他一直沒有把事件告知東北老家的父母，「他們已經60多歲，我出門在外工作，盡量別讓老人家擔心。但快要過年了，返鄉是在外地打拚遊子的大事，不知道到時傷勢復癒情況如何，真的不想現在這副樣子回去，引起家鄉人的擔憂。」他目前出門亦總覺得不自在，「乘交通工具時別人會盯着我看，他們可能覺得我是不良青年，與人打架毆鬥才受傷的。」
香港特區政府承擔了楊先生在港留醫的費用，但是那些附帶損失又應向誰去追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