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漫談（15）
蕭 平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曾經在上個世紀激烈對抗，制度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在一國之內實行這樣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並讓它們相得益彰，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包容精神。
如此大膽的創意，植根於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和中國智慧。這個求同存異不是求大同存小異，而是求大同存大異。因為是以和平的方式收回香港，喜歡與不喜歡的、同內地適應與不適應的，中央都接受了，寄望在一國之內逐漸磨合。鄧小平說，只要維護民族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習近平概括了「兩個建設好」，「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這就是「一國兩制」寬廣博大的追求。
香港的高度自治超過了許多聯邦制國家的州。回歸後，香港保留了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地位，保留了獨立的財政、稅收、貨幣體系，保留了普通法下的司法制度。還有兩點更獨特。一是不向國家繳一分錢的稅，也不承擔駐軍的費用，英國人管治的時候沒這麼慷慨。二是有獨立的終審權，而回歸前終審權在倫敦的樞密院。
中央不僅授權香港高度自治，而且對港人高度信任。港英最後一屆政府23名主要官員，除1名外國人按基本法規定不能繼續任職、1人準備退休而被替換外，其餘21人均經中央任命進入首屆特區政府，18萬公務員也悉數留任。中央政府不干預特區內部事務，而且吸納香港同胞加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政治協商機構共商國是，還從香港選拔公務人員代表國家到國際組織去工作。就連事關國家安危、本可由全國人大立法後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律，也以基本法第23條授權特區自行立法。
不妨把中央的對港政策概括成「堵與疏」。堵，就是堅守「三條底線」，即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這是「一國」的必然要求，其中最大的底線就是對「港獨」零容忍。疏， 就是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推進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CEPA、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各種在內地生活和就業的便利措施，都為香港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一堵一疏，堵是剛性的，疏是號召和期盼，堵與疏之間則是香港高度自治的巨大空間。
「一國兩制」是一種最大限度平衡國家利益與香港利益的制度設計，用哲學術語講，這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兩制」之間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中央與港人的共同責任是堅持最大公約數，這就是「愛國愛港」。有了這個共同的核心價值，就能揚長避短，畫出「兩制」最大的同心圓。（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上。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