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顯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經學取士，至清朝於1905年取消科舉制度，熟習經學是平民百姓進身仕途的唯一途徑。所謂「經」便是《詩》、《書》、《禮》、《易》、《樂》和《春秋》這「六經」，曾由孔子整理，並成為他進行儒學教育的指定教科書。
秦始皇焚書坑儒，再經秦末戰亂，六經散失。漢初文教復興，秦代的經生入漢，憑藉記憶把已散軼的經文背默出來，並以漢隸書寫，這批經書被稱為「今文經」。當時《樂經》已不傳，因此，「六經」成為「五經」。其後學者在斷壁殘垣之中發現漢之前以篆籀古文寫成的經書，稱其為「古文經」。
由於今古文經內容有所不同，而哪一個版本能定為「官學」，在政治上便有極大的影響力，因而掀起了「今古文經」之爭。東漢章帝時，為了統一學說，召集學者討論，制定《白虎通議》，折衷今古文經。而大儒鄭玄以混雜的方法注經，經學之爭，暫告一段落。直至清末，康有為等人標舉今文經學，而與章太炎為首的古文經學再掀一番爭論，但已是尾聲。
熟習經學是入仕的唯一標準，因此歷代政府及學者對經書也進行多次整理。其中唐太宗命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統一了南北朝以來南學、北學的不同觀點，使科舉考試有一套標準的教科書。宋代王安石為了配合變法的需要，主持了《三經新義》的編纂，其中他撰《周官新義》，王雱、呂惠卿撰《毛詩義》和《尚書義》。宋代理學流行，朱熹把原為《禮記》中的《中庸》及《大學》獨立成書，並與《論語》和《孟子》合稱《四書》。朱熹對《四書》及《五經》進行集注，成為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明萬曆間頒布了欽定《十三經注疏》，收錄《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部經典，確立了經學的整體格局。
在古代，香港位處蠻荒，文教不興，除了新界鄧氏、文氏少數大族涉足科舉，實難與經學沾上邊。1841年1月26日，英國人強佔香港，1842年夏天，清朝與英國簽定《南京條約》，香港逐漸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因此也令香港與經學結上了關係。
1818年，英國倫敦傳道會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冀培養華洋兼通的傳教士向中國傳教。1843年香港開埠不久，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將該校遷至香港。理雅各出生於蘇格蘭，在被派往馬六甲華語區傳教之前，曾向時任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修德（Samuel Kidd）學習中文。
他在香港從事傳教與教育工作三十年。在這期間，他得到黃勝、羅詳、王韜等華人學者的幫助，把中國的傳統經典翻譯成英文，使中國經學為外國人所了解。
據香港大學許振興教授著《經學、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一書的研究，理雅各翻譯的經書命名為《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共五卷八冊，翻譯經籍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傳》。每書的體例格式分「卷首前言」、「學術緒論」、「譯文正文」、「附錄索引」四部分。除了翻譯正文外，介紹了各經的翻譯緣起，以歷史、社會、文化等角度介紹典籍的構成及地位，並提供全書的主題索引、專名索引與漢字索引。正文則採用譯注結合的方式，先列漢文正文，再列英文翻譯，後列注釋。理雅各的《中國經典》無疑是經學的新突破，使經學走向國際，也令香港在經學史上佔一席位。
1905年清朝取消科舉考試，作為科舉依據的經學遂失價值。留學、新式學堂、新學科等取代了以經學為主的舊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一群仍忠於清室的翰林避居香港。他們在中華大地漸失經學的時候，在香港提倡經學教育。賴際熙太史在香港大學倡設中文學院，由區大典太史主持經學課程。區太史更著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講義》。而賴太史也創立學海書樓，招聚前清遺老朱汝珍、溫肅、何藻翔、陳伯陶諸人講授經學。其後北學南移，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錢穆、唐君毅、簡又文、牟宗三等學術大師匯聚香港，使香港成為了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
■陳仁啟 中學中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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