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廊‧山寨文化：草根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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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文化的出位，與民間力量的支持不無關係。

王曉華

　2008年的中國經歷了一個從緊張到放鬆的過程。山寨文化的走紅就是國人放鬆的表現。許多為雪災、地震、奧運會等重大事件繃緊神經的人們，現在被雷人的山寨文化逗樂了。從山寨手機到山寨春晚，種種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開始理直氣壯地登場亮相，並且以自己頑強的草根品格贏得了人們的掌聲。有些知識分子還在山寨文化中發現了令他們興奮的東西，認為山寨文化表徵著民間主體性的崛起。

揭示底層的主權意識

　饒有趣味的是，對於山寨文化的內涵，人們的表述卻含混得多。「山寨」一詞，據說起源於粵語，指的是 「盜版」、「仿冒」、「克隆」之類的商業模仿行為。 「山寨手機」、「山寨電影」、「山寨明星」乃至「山寨文化」，都產生於「盜版」、「仿冒」、「克隆」的過程中。不過，單單強調「盜版」、「仿冒」、「克隆」，難以敞開山寨文化的野性。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山寨這個詞有兩個意思：（1）在山林中設有防守的柵欄的地方；（2）有寨子的山區村莊。柵欄和寨子都是防護性存在，但它們都展示了對中心的反抗格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語境中，由民間人士私設的柵欄和寨子無疑是挑戰性的邊界標誌，昭示著底層的主權意識和主體性。由山寨這個詞的本義可以看出，山寨文化的山寨品格不僅在於複製中心、主流、精英的行為、話語、產品，更在於搭建自己的柵欄、寨子、領地、話語空間，形成自己的獨立性、不羈品格、自治領域。部分知識分子之所以為山寨文化喝彩，就是因為他們認同這種意義上的山寨性。

　然而，我在仔細審視和研究了山寨文化後發現：當下的山寨文化並不具有足夠的山寨品格，暫時還無法滿足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對它的期待。正如山寨產品主要是仿製品，已有山寨文化的主要特徵是複製而非獨創。複製得再成功，所得到的也不過是被複製者的副本。如果山寨文化始終停留在複製階段，那麼，它就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柵欄、寨子、領地、話語空間，難以培育底層的主權意識乃至主體性。而且，其解構功能也注定是非常有限的——從表面上看，山寨文化的確解構了中心、主流、精英的神話：複製中心、主流、精英的產品、話語、活動說明我等小民也可以做同樣的事，這豈不反證了中心、主流、精英並非想像中的那樣神聖、強大、高明嗎？可是，這種弱化功能實際上是虛幻的：正如業餘歌手翻唱明星歌曲只能增加明星的知名度，草根人士對中心、主流、精英的模仿客觀上推動了後者的增殖、播撒、再生產。

時刻準備複製中心機構

　只要分析山寨春晚的運作過程，我們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種複製對主流的增殖、播撒、再生產機制：幾個民間人士欲排演自己的春晚，貌似向央視叫板，但實際上卻將央視春晚當作了原型、榜樣、目標。

　他們的大本營位於首都絕非偶然，而是暗示了其真實定位和心態。幾個居住在中心地帶的人之所以要模仿央視春晚，是因為後者處於中心的中心，是因為向中心的中心看齊是中國人的心理定勢，是因為複製中心可以滿足他們移情的需要。

　在這種一切向中心看的語境下，山寨文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山寨性——只有當山寨文化的創造者忘掉中心、蔑視中心、忽略中心而強調自己的地方性和個人性時，山寨文化才能真正山寨起來。這種去中心品格恰恰是當下山寨文化所不具備的，當下山寨文化建設者遠未擺脫中心化的思維方式——山寨文化的策劃、製作、傳播者總是密切注視中心地帶，時刻準備複製中心機構、中心人物、中心話語、中心產品。這種以複製中心為基本特色的山寨文化缺乏真正的野性、原創性、主體性。與其說它表徵著草根文化的崛起，毋寧說它暴露了其致命的貧乏。

隨時可能被主流「招安」

　從某種意義上說，山寨文化是草根階層的新衣——衣服是有了，但總體上不過是仿製品，草根們至多在其上增加了若干裝飾。它解構了有關民間——草根的神話——傳說中的民間高手終於出山以後，其行為卻讓滿懷期待者感到失望：原來他們依然未擺脫中心化的思維，其主要工作仍是模仿和複製，其目光還是聚焦於廟堂、精英、主流、中心，其創新性尚微乎其微。山寨文化的現狀敞開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們曾寄予厚望的民間文化很可能比主流文化更貧乏，中國文化或許並無蘊含著無窮可能性的「大後方」和「基地」。事實上，這種以關注和複製中心為生產機制的山寨文化與主流文化是同構的，二者並無本質區別。說白了，它山寨的外形裡面跳動著「主流」的心臟。恰如《水滸》所昭示的，這種意義上的山寨文化時刻可能被主流「招安」，最終完全放棄其山寨性。因此，中國山寨文化的原罪在於它還沒有足夠的野性、個性、主體性，在於它尚只有借來的外衣，在於它還沒有自己的靈魂和心臟。

　山寨文化是草根顯身的重要方式，它的不足也折射出中國的欠缺——缺乏真正的民間主體乃至我們所說的「社會」。這種欠缺無疑將妨礙中國的崛起，因此，我們不應該為山寨文化唱廉價的頌歌，而應監視和反思它所暴露出的深層問題。山寨文化的建設者更需要拋棄借來的新衣，讓山寨文化真正山寨起來，以山寨文化的野性、個性、主體性推動草根力量的生長。（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