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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在香港教學語言政策上主張「市場導向」和放任自流者應當明白，值此「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之際，各國普遍反思市場力量被放縱的後果。語言不是商品服務，語言政策是文化政策的核心，豈能由市場力量來支配、放任辦學機構來自決？不同政策考慮產生矛盾是正常的，所以，需要取捨和平衡。期望特區政府審慎取捨和平衡。
《準確把握香港社會脈搏》（載2009年2月3日本欄）一文批評特區政府「施政顧此失彼或自相矛盾」。有人問：根據何在？
以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為例，其推崇英文貶抑中文的效果無人不曉，不僅牴觸曾蔭權先生念茲在茲的發展香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宏圖偉略，而且，與第三屆特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宗旨相悖。
關於香港欲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需要怎樣的語言和相應的政策，我在2009年1月20日發表於本欄的《國際金融中心與語言》一文中已分析，不贅。
語言是國家認同的重要標誌
語言與國民教育的關係，是我所參加的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下設國民教育專題小組所涉及的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特區政府之所以需要推動國民教育，是因為香港曾經受英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管治」。香港之所以重英文輕中文也是英國長期「殖民管治」的一個結果。
語言是民族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現代世界史上，大多數前殖民地在獨立後都不同程度地努力以本土語言來取代帝國語言，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亞洲，距香港不遠、一個人口大多數是華人的前英國殖民地在獨立後，當政者為了不使該國居民產生對中國的身份認同，便刻意並大力維持英語的官方語言地位。鑒於語言與身份認同之間如此重要的關係，在策發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於2008年1月22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一位成員一針見血地指出：英美法等國都以推行母語教育作為其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而香港至今在母語教育上仍存在分歧。在香港，國民教育如果不講母語教育，便失去了中心。
有人以「市場力量」或「市場導向」為藉口來為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辯護。其實，今日香港，英語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仍高於中文，不僅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仍執全球經濟之牛耳，更重要的是，如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瞄》（Muse）雜誌主編林沛理在《亞洲周刊》第二十三卷第五期（2009年2月1日）所發表的《英文無孔不入的背後》一文中所指出——
東方學的鼻祖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在這個等級體系內佔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地主人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無可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學生讀英文中學或者入英文班，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產生的文化結果。英文是一種「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甚至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生態（linguistic ecology），在香港再次得到明證。
微調擴大「後天」的不平等
試問：推行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之日，不就是宣告香港國民教育夭折之時？
我還參加策發會下設支援家庭協助有需要成員小組。經過長時間討論，形成的共識之一是，特區政府必須幫助弱勢家庭的下一代從其兒童時開始就提升受教育的機會和質量，以避免或克服或緩解「跨代貧窮」。
人生來是平等的，但所處家庭和環境不平等。政府動用公帑來向弱勢家庭的兒童少年提供特別的教育及相關幫助，就是要扭轉以其家庭力量無法扭轉的「後天」不平等。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卻是助長和擴大已經存在的「後天」不平等，不啻與策發會支援家庭協助有需要成員小組關於避免、克服或緩解「跨代貧窮」的政策提議背道而馳。
在香港教學語言政策上主張「市場導向」和放任自流者應當明白，值此「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引發或伴隨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之際，各國普遍反思市場力量被放縱的後果。語言不是商品服務，語言政策是文化政策的核心，豈能由市場力量來支配、放任辦學機構來自決？
不同政策考慮產生矛盾是正常的，所以，需要取捨和平衡。期望特區政府審慎取捨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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