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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末年，韓琦知相州（今河南安陽）當地發生了一起案子：有三名匪徒結伴搶劫，結果被村民聯手驅散。匪首心中憤恨，就和兩個手下約定：「以後搶劫，凡是有人來救，先殺來救的人。」數日後，三名匪徒又到一戶人家搶劫，一無所獲，於是匪徒抓住家中老婦，用棍子狠狠打她，逼她交出財物。老婦人吃不住痛，哭喊聲震天，鄰居聽到哭號，就過來對匪首說：「這個老婦人並沒有錢財，你們打她也沒有用，這樣下去只會把她打死。」然而見有人來，一名匪徒當即拔刀將這位鄰居刺死。隨後，案子很快告破，三名匪徒都被抓捕到案，處以死刑。
宋神宗即位後，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規定：凡是負責刑審的官員，若能找到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所審理的案子中有違法不公的事實，一事可官升一級。這項規定極大地調動了刑審官員的積極性，大家都紛紛翻閱以前的案件卷宗，想從中找出破綻。中書刑房後官周清，看到相州的這起舊案子，頓然如獲至寶，他認為：「在這個案子當中，匪首命令手下，凡有人來救就先殺來救之人，匪首是指使的首惡，行兇者只是遵照命令而殺人，屬於是從犯。他被捕後認罪態度很好，也應當減罪。可是相州的司法官卻判處他死刑，刑部也不反駁，這是典型的犯輕罪卻被科以重刑的『失入』案例。」
周清將此案申訴到大理寺，但大理寺的官員並不認同周清的觀點，認為：「匪首所說的有人來救就先殺來救之人，是指來人手持武器、威脅到匪徒安全的情況下。此案中的被害者是好心前來勸解，並沒有持械與匪徒爭鬥，故行兇者將之殺害，並不是遵照命令，而是出於他本人的意願，所以不屬於從犯。相州的司法官判得並沒有錯。」大理寺認為此案沒有問題，遂將申訴駁回。周清又再次向刑部新上任的官員申訴。這一次，刑部認為周清有理，引發大理寺眾官員不服。
當時的背景是，周清是經過王安石的引薦，到中書刑房堂任職，是新法勢力圈子的人。而在新法的制定之初，一些刑法條例曾遭到文彥博、呂公弼等大臣的激烈反對，並當著宋神宗的面與王安石辯論，最後宋神宗還是採納了王安石的提議。但是，新舊勢力都由此在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種子。
雙方正為相州舊案爭得不可開交，有官員奏報，相州的司法官潘開以財物行賄大理寺的官員，想要徇私枉法。原來，潘開聽說周清正在挑這個舊案子的毛病，怕因此獲罪，就托京城的舊識說情。與他有舊的殿中丞陳安民，回信讓他親來解決。於是潘開竭盡家財來到京城，想要收買大理寺的官員，平息此事。然而他遇人不淑，錢財被同鄉及中書門下的幾個小吏騙盡，根本就沒有花到大理寺的官員身上。事情敗露後，潘開被控用三千餘串錢行賄。案子交由開封府審理，經過審問，並沒有發現大理寺的官員有受賄的證據，只是查獲了陳安民給潘開的回信。
由於陳安民是文彥博的妻舅，大理評事文及甫的舅舅，而文及甫又是宰相吳充的女婿，牽涉到多位朝廷大臣，案子遂被移交給御史台司。同時，之前極力反對周清的大理寺詳斷官竇平、周孝恭，都因被懷疑受賄而下獄，與陳安民一起被關在露天的木枷裡將近兩個月，任由風吹日曬。但是一直沒找到他們受賄的證據。
主抓這個案子的諫官蔡確，到御史台任職也是經王安石的引薦，是新黨的中堅人物。在他的嚴審之下，膽小的陳安民被迫違心承認，自己曾為此事向外甥文及甫打過招呼，而且聽文及甫說，宰相吳充對此事也很留意。蔡確得到這份口供，大喜過望，與同僚鄧潤甫商量，想以徇私的罪名彈劾宰相吳充，卻被一直看不慣他行為的鄧潤甫拒絕了。鄧潤甫隨即向宋神宗上書，認為此案是冤獄，竇平、周孝恭這兩位朝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應當盡快查清結案。宋神宗很吃驚，遂命人詳察。於是，由另幾個諫官組成的專案組提審了一個囚犯。然而，由於該囚犯害怕遭到獄吏的報復，不敢說實話，加上也沒有查驗到囚犯被拷打的傷痕。證據對鄧潤甫不利。蔡確又向宋神宗打小報告說：「鄧潤甫這個人向來攀附權勢。陳安民托外甥文及甫說情，又牽連到宰相吳充，他不想追究下去，所以要求早早結案。」
宋神宗聽了頓然大怒，認為蔡確是個忠直之臣，而鄧潤甫則是在當面欺蒙他。於是，鄧潤甫以「奏事不實，言涉詆欺」的罪名左遷撫州。接下來，蔡確將文及甫收押獄中，經過審訊，文及甫被迫招供，說自己曾經向岳父吳充，以及吳充的兒子群牧判官、太常博士吳安持打過招呼。蔡確又將刑房檢正劉奉世入獄，劉奉世也被迫招供，吳安持曾經向他打過招呼。再審訊吳安持，又招供說，劉奉世向他打過招呼……
第二年，牽涉此案的十幾位官員，有的降職，有的罰款，有的停職。吳安持官降一級，謫為代掌糧稅事務的監官。宰相吳充則引咎向宋神宗上表，請求辭職。就連此案的始作俑者周清也被降了一級。而蔡確還嫌吳安持被處理得太輕，幾次聯合其他的諫官進行彈劾。
對此，宋神宗也有點看不下去，就出來打圓場說：「子弟受親屬的請托，不得已答應下來，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有什麼必要治以重罪？你們把矛頭對準了吳充，究竟是什麼目的？」宋神宗把彈劾的奏摺還給蔡確，眾人這才不敢多說。一場新舊勢力的博弈，至此方才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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