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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這是當時中國代表席的情景，左一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右一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
賀越明
董橋先生寫過一篇《風雨中的外交家》，文末感歎：「我很喜歡章含之寫的《十年風雨情》；他們的愛固然動人，書裡喬冠華在政壇上的風采和風雨也耐人深思。中國不能再虧待這樣的高人了——如果今後還有的話。」此文收入他的自選集《品味歷程》，是2002年1月天地圖書版。從時間上推斷，董橋寫此文時，還沒有可能讀到將近六年後吳鎔的一篇文字，否則，他的思緒當更深長，感慨亦更透徹，至少應會有些驚詫：可憐一代外交家，死後竟然故土難回，幾無葬身之地！
吳鎔先生此文題為《喬冠華魂歸何處》，刊於上海《世紀》雙月刊2008年第一期。作者原任江蘇省政協秘書長，曾親自協調喬冠華的身後事，對其中的曲折經過記之甚詳。
據吳文所述，1983年初，喬冠華「含笑而逝，並祈求魂歸江蘇鹽城建湖縣的故里東崔莊（似是「東喬莊」之誤）。」其夫人章含之遵遺願，奉骨灰，冒嚴寒到了鹽城。於是，中共鹽城地委領導向省委辦公廳請示：章含之捧喬老部長的骨灰來到鹽城，如何接待？辦公廳一負責人答：「熱情接待，但規格不要過高。」又問：「骨灰問題如何處理？」又答：「你們看著辦吧。」這「看著辦」似是一種暗示性表態，鹽城地委隨即召開常委會討論，開始冷場良久，後來一位副書記發言說，喬的問題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幫」在台上時，他當外交部長，現在回來安葬恐不大適宜。隨後沒有人表示意見，就以「暫不同意」定案。聞知結論，章含之噙著熱淚，冒著風雪回京。作者以括弧加按：「當時雖已進入1980年代，但人們還未從『文革』陰影中解脫出來，因此也不足為奇。」
此時，「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事情因而有了一個轉機：「江蘇吳縣（現蘇州市吳中區、相城區）縣委書記管正獲悉此事，心中大為不平。他義憤地說，喬部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等折衝中有大功。即使有什麼錯，也不能死無葬身之地。他的故鄉不要，我看中國哪都可葬這麼一位功臣。鹽城不要我們要。太湖之濱，洞庭山上，他夫人願葬什麼地方，就葬什麼地方。」
文章用「真是絕處逢生」形容峰迴路轉的變化：「章含之十分激動地接受管正邀請，到蘇州並選定洞庭東山避風向陽三南坡，為喬找到了安魂之處。」時為1985年，作者藉此澄清：「喬葬蘇州，非因其他『淵源』，實乃不得已而為之。」咀嚼此句，令人不勝唏噓！
喬冠華身後那一縷輕煙，悠悠飄在了姑蘇城外，但這齣「鹽城不要蘇州要」的悲喜劇並未就此落幕，還有一個出人意表的尾聲。文中說，若干年後，有鑒於鹽城「二喬」（另一「喬」為胡喬木）畢竟是寶貴的人文資源，中共鹽城市委、市政府在鹽城鬧市命名了「冠華大街」，建湖縣在喬冠華故鄉興建紅色旅遊紀念地，並提出「魂歸故里」安葬的要求。吳鎔因在江蘇省政協工作，又與喬的家鄉領導和章含之熟稔，鹽城市及建湖縣主政者便找他出面「協調」。為此，他專程赴蘇州與當地主要領導商議，後者熱情地召集民政局等部門開會，並以蘇州市人民政府名義發出專函，表示當年由於特定情況使喬墓「落戶」蘇州，現在家鄉人民要求魂歸故里是合情合理的，應予以支持。不過有一個「但書」：因喬墓在蘇州多年，國內外年年有人來瞻仰、掃墓，遷墳後在原址保留部分遺物，並立一碑，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原部長喬冠華同志曾安葬於此。吳將蘇州函件交給鹽城，算是完成了這次協調任務。
「後面的工作，就是故鄉黨政同志與喬的親屬商處了。」他說，
「一代文才和外交奇才，總算有了安魂處。」這安魂處，卻並非喬的故鄉鹽城建湖，而是上海福壽園。「經老雕塑家錢紹武先生大手筆，以喬在聯合國會上哈哈大笑這張獲普利策獎的攝影原作為基礎，塑了一座喬安詳地坐在籐椅上的全身像；」並且，「在喬的雕像下，也安放著喬的部分骨灰。」幾度春去秋來，這已經是2003年的事了！
讀罷吳文，心頭還是湧起了莫大的遺憾：這位外交家並未真正魂歸故里，他那僅有的遺願最終沒能實現！其中周折，耐人尋味。家鄉「父母官」何年何月改變態度，提出「魂歸故里」安葬的要求，文中未明言。據鹽城市政府網站記載，「1997年，慶豐鎮政府派專人赴京運回喬冠華同志生前用過的辦公桌、衣櫥、沙發等用物及文稿，佈置陳列於室內，供人參觀。」可見，距1983年拒之門外，大約過去了十四年！也許，心態的變化和觀念的進步，必須以時間的流逝為代價，但章含之作為親屬，應不免心灰意冷。另外，不願讓夫婿屍骨成為當地推行紅色旅遊的賣點，恐是不難推斷的又一個原因。
這位著名外交家之安魂與否，閱過吳文的讀者自有評說。之所以歷經輾轉而不果，揆情度理，就在於當初的「父母官」多了些政治世故，少了些尋常情懷，甚至連正常的倫理也不顧及了。姑且不論喬生前文采斐然，詩酒風流，是少見的外交長才，就算在「文革」末期犯有政治性錯誤，失去了進八寶山的資格，但與其一生的工作及貢獻相較，畢竟只是迷亂世道裡的一時失足，成為近代以來「外交內行」和「內政外行」的又一典型，但如果身後連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都不能接納的話，豈非顯得過於涼薄而有悖人情之常？對這位曾為國家形象帶來榮耀的人，又是何其不公不忍！六十年前，國共兩黨的軍隊在戰場上拚殺得血流成河，孟良崮一役，國軍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斃命後，解放軍還花重金購得一口四吋厚的楸木棺材予以厚葬，並舉行了簡單的安葬儀式。對待敵方的陣亡將領尚能如此，教人從中窺見一點人道的光芒，感受一絲人世的溫情，相形之下，那幾位「父母官」的心胸和眼界還不及當年經受血火淬煉的軍人！如若象吳文揭示的那樣，因為喬是當地難能可貴的人文資源，大有利用和開發價值，於是便改弦更張，則居心更堪質疑。順應市場化的浪潮而動這樣的腦筋，對死者不惟是大不恭，更是一種可怕的褻瀆。
2008年，是喬冠華誕辰95周年，所以才有了吳鎔的「魂歸何處」之文，讓人們得以知悉內情，並可能從中引出一個簡單的教訓：對那些曾經為民族、國家奮鬥過的先人，何妨少些政治世故，亦少些經濟考量，而多些人倫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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