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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沿途的五百羅漢。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郭錦鴻
萬佛寺位於沙田寶福山與道風山之間排頭村上之山腰，佔地八公頃，由月溪法師於1957年創建完成，是香港著名佛教禪林。由於教學需要，每學期我都與學生到該寺作實地考察。我們探討的，除建築群布局、供奉佛像、社會功能外，亦會談談五百羅漢。
萬佛寺是香港第一所根據雲南昆明筇竹寺塑造五百羅漢像的佛寺。2000年，萬佛寺住持吳星達居士根據筇竹寺梵音閣、天臺來閣和大雄寶殿內安放的羅漢群像，開展為期兩年的五百羅漢塑造工程，2002年完成。今天，可以見到五百尊以玻璃纖維製造、外層敷上金箔、表情殊異的羅漢，被置於沿路四百多梯級兩旁，夾道歡迎登寺人士。
其實，塑造並安奉五百羅漢群像，對於面對地方、環境、財政等種種限制的香港佛寺來說，實非易事。萬佛寺在塑造五百羅漢前，低組建築群左右兩旁已置有流行中國的十八羅漢群像，可見萬佛寺對羅漢信仰的推崇。此中原因除出於宗教原則和佛寺增值之考慮外，對於能加深香港人對羅漢的認識，亦是主要目的。大多香港人都知道拜佛、拜菩薩，拜羅漢的說法相對較少。筆者曾於課堂上要求學生寫下對「羅漢」一詞的任何聯想，結果大多數出現的答案是「疊羅漢」、「羅漢果」之類，亦頗有「十八羅漢」者，但能寫出「五百羅漢」者極少，可見普遍香港學生對五百羅漢的認識不深。「疊羅漢」即「疊摞漢」，是表演雜技；「羅漢果」乃「落暵(汗)果」，是除熱水果，這些詞語與佛教本無直接關係，卻「無辜入伍」，成為帶有宗教色彩的趣難詞。可見羅漢信仰在我國深入民心，促成這種諧音借用的情況。五百羅漢與十八、十六羅漢一樣，是羅漢信仰的重要內容，這裡不妨略作介紹。
羅漢即阿羅漢，梵語為「arhat」，是漢語音譯名詞，達到佛教聲聞四果中最高階位者為阿羅漢果。早期佛教認為，證得「阿羅漢果」者，就達到四智圓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出家人追求的最高目標。
早期的佛經便有五百羅漢的記載。東漢康孟詳194-199年間所譯的《佛說興起行經》，被認為是目前最早記載五百羅漢的漢譯佛典。不過，當時我國佛教尚未盛行，五百羅漢崇拜亦未成氣候。有研究者憑後來宋代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塑作》中提到有「唐代塑聖」之稱的楊惠之於河南廣愛寺三門外塑出五百羅漢像，而斷定羅漢像最早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這個說法雖然存疑，但《宋高僧傳》卷27《普岸傳》中記載唐文宗大和年間河南廣愛寺已建成五百羅漢殿，以及吳越忠懿王錢俶(929-988)於天台山方廣寺建造五百羅漢銅像，可以推斷五百羅漢形象創建和崇拜的形成介於中唐至五代吳越年間。
至於五百羅漢的來歷，說法很多。包括：一、追隨佛陀左右的五百個真傳弟子(《增一阿含經》)；二、五百個被佛祖度化而修成正果的盲人(《賢愚經》)；三、五百隻打動獵人釋放被捕大雁的飛雁(《報恩經》)；四、五百個被俘虜及挖去雙目的群賊，得佛祖救贖而證得正果(《大方便佛報恩經》)；五、參與整理經、律、論大型結集的比丘，因為傳播佛陀的教義而證成阿羅漢(《四分律》、《五分律》)；六、十六羅漢所領導的弟子，因其數量介乎五百至一千六百，故以五百羅漢稱之(《法住記》)；七、在孔雀輸柯王孫弗沙蜜多羅滅佛時倖存，而致力復興佛教的五百羅漢(《舍利弗問經》)；八、在大枯樹中因聽到有人誦佛經，死後托生為人、普證佛果的五百隻蝙蝠(《大唐西域記》)等等。
以上前四項及後四項分別出現在佛陀在生時和入涅槃後，其中較普遍的說法是第五項。翻查資料可知，佛滅後，其在世時的教義由弟子加以整理，舉行了六次大型的三藏結集會，第一次在佛入滅之年，於摩羯陀國之都城王舍城，共有五百比丘出席，稱為「五百集法」；第二次在佛陀入滅後約一百年，於崿舍離城，有七百比丘參與，又叫「七百集法」；第三次在佛陀入滅後二百三十六年，於摩揭陀國華氏城，有五百(一說一千)出席；第四次按南傳說法地點在迦濕彌羅國，於佛入滅後四百年，有五百比丘出席；第五次和第六次則分別於1871和1954在緬甸進行。首四次的結集彼此相差達百年之久，故四次結集的比丘不可能是相同的人。如果五百比丘的稱呼真是來自這些結集，那麼他們就不會有特定名號。就此看來，有理由相信「五百羅漢」一詞是歷史積澱而產生的「泛稱」，就好像我們常說「佳麗三千」的「三千」一樣，並不特指某些人。
儘管如此，由於羅漢信仰的流行，古代佛教徒總覺得為各羅漢配取名稱，才能「拜之有據」，亦有助五百羅漢信仰的繼續發展。因此，古人曾據佛經為五百羅漢配上名號，但由於歷史更迭，名號的統一受到影響。
今天，沙田萬佛寺的五百羅漢，據官方所指，由第一位阿若憍陳如尊者到第五百位願事眾尊者，全部都有名號。蓋其塑造意念乃取自筇竹寺，筇竹寺對五百羅漢有既定名單，因而順用。那筇竹寺所依據的名單，又依自何處呢？昆明社科學院院長龍東林曾作追蹤，證實其乃依據當時中國最早集五百羅漢名號大全的南宋《五百羅漢名號碑》一卷(《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石刻，完成於高宗紹興四年(1134))而編配的，這亦是清代創作五百羅漢時的依據。可恨的是，比此碑早36年的《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羅漢聖號》(刻於北宋元符元年(1098))摩崖石刻，卻偏偏較遲被發現，致使明清至今天絕大多數佛寺的五百羅漢名號，所配排的次序和名錄，都非根據最早的石刻。
那麼，摩崖石刻上的名號又是否可信？是否就是傳說中的五百人？國學大家周紹良先生說：「事實上這些羅漢，固然滿足了五百之數，如果仔細研究，是極為混亂的。有的處於佛所生的時代，有的卻是佛滅度後的人物。……至於名號，有的用梵名，有的則為漢名，極不規則。稽其出處，都是從一些經論或傳說雜湊而成。」(《乾明院羅漢圖錄》)可見，五百羅漢尊號中，有些「一號兩譯」，後人誤以為隸屬二人，又對號入座，多畫幾位；有些則因對皇帝、建寺者或大施主的功德格外推崇，亦為他們造像並與羅漢群一起供奉。如成都寶光寺與昆明筇竹寺擺放了康熙、乾隆、泥塑大師黎廣修等的造像，四川新都寶光寺更直接把康熙、乾隆分別塑成第295及360號羅漢，成為「羅漢皇帝」，這都是典型例子。
雖然這種「被尊者入群」的意念很好，但長遠難免會模糊後世對五百羅漢名號的認知，其統一性勢必受到干擾。久而久之，當有人再為五百羅漢重編名號時，一旦錯手把他們都計算入內，並為其另立名號，便會出現超過五百位五百羅漢的古怪現象。縱然五百羅漢本來就沒有確定的身份，但中國人畢竟是一個不喜歡拜「無名神」的民族，所敬奉的神明雖廣而多，卻必有名有號，甚至有流傳故事作參拜的依據，追求「受拜者有名」。五百羅漢作為一個泛稱在中國卻各各擁有名號，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然而，既要做到受拜者有名，最好就能維持名號之統一和穩定，否則就會動搖依據的權威，如此，倒不如回流至泛稱，事情便簡單多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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