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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由於香港政治地位和金融地位特殊，對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發揮著積極而重要作用。所以自回歸以來，中央政府都給與香港持續、強效而有力的經濟支持。正如溫總理強調的，「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中央永遠是香港堅強的後盾」。因為，香港不僅是港人的香港，更是中國人的香港。
作為一個產業空洞、經濟體量狹小和外向經濟依賴較深的區域市場，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對香港的衝擊是嚴重的。這些不利因素都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構成嚴重威脅。就在曾蔭權特首警示全體港人「香港經濟尚未進入最壞的時候」，即香港經濟尚未到達寒冬時。中央政府已再度及時出手，鼎力支持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有助於香港產業轉型和大珠三角經濟圈加速融合的「港珠澳大橋聯合建設方案」得到國家有關部門迅速審批通過後。3月25日，國務院決定，到2020年將上海建設成為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上海「雙國際中心」定位的提出，無疑對香港是一個威脅和挑戰；同時也是一個鞭策和機遇。應當說上海的「雙中心定位」正是借鑒了香港過去的發展路徑和經驗。可見，上海國際目標的提出，已使港滬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由暗中的角力，變為世界矚目的公開競逐。所以溫總理在4月11日明確指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是靠確定；而是靠市場競爭得來，「香港不進則退」。總理的話可謂「愛之深，責之切」。
港滬之爭 是威脅也是鞭策
然而，比較港滬兩地的優勢而言，香港的政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體制（自由市場經濟）、法制（嚴謹完備的法律系統）、機制（高效、完善與廉潔的現代服務體系）等方面所展現的軟實力，正是上海須奮起直追的不足。國際競爭軟實力的構建完善，也非朝夕之功，對上海而言也只有10年不到的時間，可謂壓力不輕。而香港日漸削弱的物質動力（貿易、航運、物流），已受到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央政府已及時援手。香港和上海已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並得到中央的眷顧。顯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等重要。
距早前國務院公佈：將香港列為「跨境貿易結算」試點城市之後，4月18日溫總理在亞洲博鰲論壇又傳達了中央即將陸續推出的六個方面的挺港措施。
一是擴大內地金融機構發債主體和增發人民幣債券業務。二是將考慮由財政部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意味香港有條件，並正向人民幣國際發債中心邁進。三是允許港資企業向香港銀行在內地的子行借款時，用企業在港資產做跨境抵押，提升港資企業的融資便利和能力。四是中央將推出措施，進一步便利香港加工貿易企業拓展內銷市場。五是允許內地旅行團乘坐以香港作為母港的游輪經香港去台灣旅遊，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旅遊中心地位。六是進一步擴大內地服務業對香港的開放，將於5月簽署CEPA6的補充協議；並將擴大珠三角區域的教育、培訓、會計服務等對香港開放。此舉將使香港現代服務產業鏈和專業化服務優勢得到進一步的內陸延伸與整合。
以上六點都是中央對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持，足見中央為香港的經濟把脈是準確的。但就香港當前所面臨嚴峻的金融環境和競爭形勢而言，我認為，中央對香港制定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和「發行主權信用債，及擴大內銀機構發債主體和增發人民幣債券」是最直接、實際、速效和極具國際金融戰略意義的舉措。
中央把脈準確 鞏固金融優勢
首先，這兩項措施，都旨在鞏固和強化香港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人民幣國際化已成趨勢，但需從參與、擴大國際結算開始。這就需要選擇國際金融基礎較好和服務體系完備的金融聚集區，如香港和上海等進行必要的試點和準備。而香港已是享譽全球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且從2004年3月開展人民幣存兌業務以來，就進行著循序漸進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準備。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所以，中央此時加大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發債的規模與力度意義深遠。人民幣國際化將提速，這對鞏固受金融海嘯重創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是有力的支撐。
其二，在當前流動性緊縮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央的金融措施有助激活香港信貸市場，並活躍香港的本地出口和轉口貿易。縮短國際貿易結算周期，加快資金周轉，減少企業匯兌的利息損失，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貿易結算量，並強化和鞏固其金融服務優勢。
其三，措施還有利於穩定人民幣和港幣匯率，逐步降低國際貿易結算對美元的依賴，並為建立人民幣離岸國際結算中心，打樁試水，建立基礎。通過引入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機制，還可減少因美元超發貶值和聯繫匯率因素，而引發的匯率波動和國際市場商品價格的波動。
其四，國家財政部參與發行國債，有助增強人民幣國家主權信用，並立足香港，逐步建立起國際化的人民幣國際債務或發債中心。通過逐步擴大國家主權信用債務的發行，以增強人民幣債務槓桿作用，調節市場流動性，促進資金回籠，穩定金融市場，並對沖因大量購入美國債券而產生的貶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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