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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納禧
在國際電影節期間訪問的另一位獨立導演楊瑾，年僅27歲的他，不同於已走過「憤青」階段的潘劍林，他要訴說青年生活狀態與願景的渴望依然十分強烈，因此才建構了二冬這個叛逆得過分的人物形象─玩獵槍、打架、騎摩托車無所不做；後來被母親送往教會學校，又與女生嫦娥私奔，最後更因令嫦娥懷孕而被迫回鄉結婚；隨著妻子的肚子愈來愈大，二冬非父母親生的事實亦愈漸明晰，抗拒承擔生活，因此帶領妻兒踏上茫茫前路─反叛得可以吧？但二冬的反叛、率性與甘於漂泊，全是出於現實的觀察，也沒半點刻意的神話化；「因為只有現實，才能達成一種內心的交流」，楊瑾說。
同樣喜歡紀錄片與劇情片，兩種截然不同的電影類型，潘劍林的選擇是找尋最佳的表現手法；楊瑾則有別的想法，他愛紀錄片，卻更愛劇情片，他要講自己的故事，也要讓角色演活自己的故事，所以在短短七年的拍攝經驗中，他都只擔任紀錄片的攝影，相反由他導演的，由第一齣《一隻花奶牛》，與08年完成的《二冬》，都是他灌注心力的劇情片。
明白自己的想法，便不難找到說故事的題材，如《二冬》中鄉村裡普遍人的基督教信仰及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很大定程度都是來自楊瑾一直以來的觀察與體驗。
「我在鄉下的親戚們有很多是基督徒。每當我假期回去看他們，他們都希望我入基督教。所以總是給我講一些基督的故事，我也跟著他們去教會聽課，聽他們禱告，看他們怎麼在教會裡過集體生活。他們大多是為了請求基督保佑家人平安或是能治好自己的病，當然也包括心理上的病，才加入教會的。我覺得農村生活一直是單個的生活，他們缺少集體的生活。有了教會人們可以聚在一起過集體生活，一起禱告，唱詩。向上帝禱告的同時，放鬆了自己，心靈上也得到了安慰。我覺得對於我在鄉下的親戚們，有了基督教挺好的，只是現在我還沒有信仰上帝。」
「而我在寫劇本時，也想寫現在的農村青年都在怎麼生活。關於生活，我想描述一些普通的常態。在我的老家，那裡的年輕人已經極少在田地裡勞作了。因為是山區，在田地裡勞作異常辛苦卻掙不到什麼錢。他們寧願伐木、下礦、搞運輸或者做一些小買賣。這樣可以多掙一些錢，過的舒服一點。他們大多數都在外面認識女孩子，然後把肚子搞大，結婚，生孩子。結婚年紀一般都是19、20歲，不到國家法定年齡。孩子不能上戶口，所以要補交計劃生育罰款。然後給孩子上戶口，接著又開始打工養家。」
「我一直在外地求學，當然沒有他們那樣的經歷。不過我很羨慕他們，看他們在工地上勞動，在山坡上伐木，玩槍，下河游泳時的姿態，都美極了。他們比我長得結實，很有力量，而且也經常幹一些我不敢幹的事情，比如和女孩私奔。」
但私奔其實只是承擔命運的開端。不難注意到，戲中有四幕黑白呈現的無聲戲，尤其第一幕，三個赤身裸體的人從雪山上滾下來，有人將之跟薛西弗斯的神話比對，不過根據楊瑾所言，這一幕有在神話以外更實在的指向。他指出，二冬和嫦娥私奔，接著懷孕，為了表現夫妻二人不斷進步的關係，他認為做愛的戲是必須的，因此佈置了雪山一幕，以表現出性愛飛揚的感覺。
然而跟嫦娥的關係愈進步，也使二冬愈漸感受到自身的不足，社會上似乎沒有容得下他的崗位，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會被人阻撓；同時，他的身世亦愈來愈明晰，原來自己只是父母當年在「賣兒崖」買回來的棄嬰，使他對存在更感渺茫。
「二冬炸掉賣兒崖是一個非現實的結局。也許二冬真的是他養父在賣兒崖撿回來的。也許二冬的母親不想告訴二冬誰是他的親生父母，所以才騙他是在賣兒崖撿的。不管怎樣，二冬都要反抗這種身世的定義。索性就剪斷一切和身世有關的聯繫。總之，二冬是一個反抗的人，我希望他反抗到底。」
故事結尾二冬在茫茫大雪中帶同妻兒走出原鄉，可能是去另一個城市，也可能是另一個終究無法長久容身的村落，遊離漂泊，這大概是現實之於青年的殘酷？我未能完全了解，但相信楊瑾導演會說，這正是無法抹去的現實一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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