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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矛盾是客觀存在，任何人都無法迴避。毋需諱言，解決問題、克服矛盾的過程將會是較長時間而非常曲折。香港的輿論工作者應當為促進香港比較順利地完成重大轉變而盡責盡力。情緒化的簡單言論固然不可避免，但因此，就更需要理性和負責任的言論。
認真回顧和總結香港回歸約12年來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演變，就會發現：香港正處於重大轉變的前夜。
香港固有的政治矛盾，在全球、國家迅速變遷的大背景下，不僅全面暴露，而且錯綜複雜。為了平穩過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從制度安排到人事佈局都在頗大程度上保留了「九七前」特點。2002年7月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僅僅觸動原有管治制度，卻招來既得利益群體和社會習慣勢力的強烈反對和抵制。2005年12月，在中央政府首肯下，特區政府企圖把香港政治管治的兩個重要部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進一步民主化，卻遭受某政治派別封殺而「原地踏步」。2008年5月以來，特區管治再度陷入困頓。今天，無論行政長官如何正確履行其對中央和對特區的責任、行政機關是否高效盡責，還是立法機關能否與行政機關建立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人們看到的不是重重困難便是令人失望。無論基於何種政治立場，一個無法迴避和諱言的共識是：香港管治既有人的問題也有制度的問題。
香港管治的困局
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政治人才是在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造就的。現代高等教育、專業或經商歷練，是現代政治人才不可或缺的條件和經驗，但是，僅僅擁有這樣一些條件和素質，不足以成為政治人才，遑論優秀政治人才。「九七前」香港政治特性決定了香港缺乏一般意義上的政治人才，遑論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所需要的特殊政治人才。
「一國兩制」是中英兩國政治妥協的產物。「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有關方面和中央一起，展現政治妥協的智慧。儘管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無法進一步民主化，而關於最終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方案香港社會尚未取得廣泛共識。但是，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還是提出2017年可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若成事則嗣後一屆立法會亦即最快於2020年可以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時間表。然而，香港的某政治派別以堅持2012年雙普選的不切實際的口號來回應中央的政治善意。
誰主香港沉浮？回歸已近12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難道還要被與中央對立或對抗的政治力量支配？與中央對立或對抗有各種方式或形式，有的明，有的暗，宗旨和目標則是同一個：在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及相應政治生態尚未由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轉變為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條件下，企圖強行實施雙普選來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變相「獨立」的政治實體。
政治矛盾阻礙經濟轉型
於是，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回歸約12年了，香港經濟跌宕起伏，而向知識經濟的轉型幾乎原地踏步？為什麼香港社會關於香港經濟轉型的目標應是知識經濟在口頭上沒有分歧，但在實際上卻幾乎毫無舉措？多年來我堅持一個觀點：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的阻力或困難來自香港政治矛盾；如果不是政治矛盾的阻撓，香港完全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尤其參考與香港資源條件相似的新加坡的經驗，在經濟轉型上取得長足進展。
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矛盾是客觀存在，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為了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所有熱愛香港的人們都必須勇敢面對。
毋需諱言，解決問題、克服矛盾的過程將會是較長時間而非常曲折。如何把握突破口和配套改革之間的關係，既避免單一行動難以成功，又避免四處出擊難以為繼？如何把握改革需要政治人才而改革所需政治人才又只能在改革過程中造就之間的矛盾？如何既盡量鼓勵和推動既得利益群體投身改革，又妥善應對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對抗？如何既加快香港經濟轉型，又保持香港經濟增長？如何既引導香港居民承受政治經濟轉變必定伴隨的一定代價，又盡量維護香港居民利益？如何既引導香港居民完成政治經濟轉變必定伴隨的心理轉變，又確保香港居民有足夠的調適心理的言論及其他公共空間？這一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面臨的嚴峻考驗。
香港的輿論工作者（包括時事評論員）應當為促進香港比較順利地完成重大轉變而盡責盡力。情緒化的簡單言論（譬如，提倡行政長官向中央說「不」）固然不可避免，但因此，就更需要理性和負責任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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