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要加快清除與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體制障礙，爭取建立統一市場，讓香港金融業直接為珠三角製造業和泛珠三角實體經濟服務，令香港金融業發展獲得強大的依託和動力。香港金融業如果不能盡快打通與珠三角實體經濟的經脈，那麼，在2020年或要拱手交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可能是殘酷的事實。
國務院公佈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此消息在香港一直議論紛紛。長實主席李嘉誠一方面說「這是好事」，另一方面也坦言，難免對香港構成競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則認為，國家很大，有一至兩個金融中心是不多的，香港將與上海配合及互補。
香港和內地都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從長期來看，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將轉移給上海，上海在境內的輻射更為深廣，一旦人民幣資本專案徹底開放，人民幣匯率徹底市場化，上海將可以給境內外人士提供所有的金融服務。香港的橋頭堡作用正是因為人民幣的非國際化，如果上海制度建設逐漸跟上，這種功能將慢慢淡化。這種看法雖然偏頗，但值得香港警醒。
香港有傳媒認為，上海浦東從一大片農田工地崛起為高科技產業區，而香港的啟德和西九龍兩塊寶地，卻仍然長年累月在曬太陽，香港與上海已經出現「龜兔賽跑」局面。香港與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中，是否會重蹈「龜兔賽跑」覆轍？
滬港既有競爭 亦有互補
香港的主要優勢，一是人才尤其是專門技術和高級金融人才更為集中，二是法制環境較好，金融機構的規範性更強，市場自由度和監管力度也就相對寬鬆，三是金融機構數量上仍然遠超上海；上海的主要優勢則在於背靠整個長三角地區的製造業，金融與實體經濟有着非常直接的關係。上海是長三角龍頭，是內地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的集散地。而長三角以製造業為主的強大實體經濟，為上海金融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香港制度的差異尤其是邊境的限制，不僅阻礙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流與物流，而且也影響了香港金融業與珠三角製造業之間的有機聯繫，使金融業缺乏強有力的實體經濟支持。
筆者認為，滬港金融中心不應該是零和競爭，滬港之間有競爭，更有互補。上海可更多為中國實體經濟服務，打造人民幣結算中心；而香港則側重發展人民幣市場，兩地共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而香港在2020年不拱手交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須打通香港金融業與珠三角實體經濟的經脈。
去年7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廣東調研時指出，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港澳經濟發展，對於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彰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要意義。去年底，國家發改委發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為深化新形勢下的粵港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機，對粵港兩地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挑戰有重要支撐作用。
河套開發討論多年，深港政府和民間各有不同意願。深圳方面更傾向於將河套建成金融開發區或者高科技產業區，但香港方面傾向於興建教育區或大學城。深圳想盡快開發河套，但是香港不一定有這樣的迫切感，香港更希望將這裡作為大學城，等待內地學生帶來消費需求，這只不過是個人遊的另一個模式。筆者認為，打通香港金融業與珠三角實體經濟的經脈，在河套地區建立金融特區，是一個可行的建議。香港金融業一定要走出中環，如果香港金融業不能在珠三角安營徧寨，建立起根據地向內地擴展，就不能在中國內地建立起金融地位，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難以確保。
港金融要為珠三角經濟服務
香港應當認識到珠三角是其最核心金融腹地的地位，讓珠三角更多的參與及分享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果。廣東也要以強化香港在珠三角金融地位為導向，整合金融資源，形成與香港利益共享相互支持的金融格局。整合方向是深圳金融業主要是做為香港金融業的補充與延伸，而廣州金融業應定位於香港金融業向珠三角向內地擴展的重要節點與橋頭堡，形成金融合作互動的格局。
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國沿海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徵日益明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趨勢的形成，使區域經濟分工協作、互動發展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打通香港金融業與珠三角實體經濟的經脈，當務之急，香港要加快清除與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體制障礙，爭取建立統一市場，讓香港金融業直接為珠三角製造業和泛珠三角實體經濟服務，令香港金融業發展獲得強大的依託和動力。香港金融業如果不能盡快打通與珠三角實體經濟的經脈，那麼，香港在2020年或要拱手交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可能是殘酷的事實。
2020年上海金融中心的服務對象，將會以內地企業為主，並以長三角為主要服務對象，運作模式與東京相似。而香港則應傚法紐約及倫敦，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與珠三角融合。兩地分工對提升彼此競爭力都有幫助，以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完全可以容納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存在，呈現出不同梯度、不同輻射範圍的中心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