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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美國財長為中國人開出的藥方是：增加內需，提振消費。因為美國人已經阮囊羞澀，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以透支消費來為全世界消化產能；中國人在讓老百姓花錢這個問題上，必須徹底改變思維方式，走出一條新路，也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經濟的未來提供穩定的動力。
美國高層官員近期接踵訪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可說是財政部長蓋特納。這位1981年曾在北京大學進修過10個星期普通話的財經專家，重回北大，就美中關係和世界經濟發表了一篇言詞懇切的演說，充分反映出奧巴馬總統領導下的美國管治團隊，在尋求與各國共同應對世界性難題方面，比他們的前任更加認識到中國的平等地位和非凡實力。
這位來自世界第一強國的財長，在演說中認為全球經濟危機已初步受控，但對世界大多數經濟體而言，經濟衰退仍然嚴峻而危險。相信許多人對此都有同感。但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不但高度肯定了中國政府重振經濟的貢獻和能力，也對中國經濟的不足作出了客觀分析，進而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為一個長年穿梭中美兩國，同時也對經濟走向及各種分析深感興趣的企業家，我留意到除了極個別的中國學者以陰謀論來看待蓋特納的藥方之外，絕大多數中國學者以至中央決策層的智囊人物，都對蓋氏的演說有十分中肯的評價。這—才是中國政治經濟實力真正晉身世界一流大國的體現，令人欣喜。
蓋特納的藥方—鼓勵消費
蓋特納講話的關鍵點，是以下幾句：「在全球，復甦將更多依靠高儲蓄經濟體轉向更強的國內需求，而更少依靠美國消費者。在美國，儲蓄率將不得不上升，同時美國消費者的購買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作為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中國，正如你們的領導已經意識到的，可持續的增長將要求一個非常重大的從外部需求到國內需求、從投資和出口密集型增長到消費導向型增長的轉變。」
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蓋特納是繼英國媒體人馬丁．沃爾夫和美國學者克魯格曼之後，對中國的消費需求予以特別關注的美國官方人士。
這三個人開出的藥方雖有不同，但基本思路都差不多，就是要鼓勵窮人消費，同時讓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擴大內需。這實質上也是我國高層日益認同的觀點。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高投資、高儲蓄、低消費國家。自2001年以來，中國投資率不斷上升至43%，不僅遠高於中國自身過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遠高於其他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韓國在1991年的產能擴張頂峰時期，投資率也低於40%）。
與此相反，從1997-2007年，中國消費率從59%下降至48.8%（與之對應的是中國的儲蓄率上升至51.2%），居民消費率從45.3%下降至36.7%。這一數據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7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也遠低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55%的居民消費率。
這種現象的出現，一大原因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張真正的社會安全網絡，因此即使政府如西方國家那樣大肆派發消費券，中國人也絕對不會像西方人那樣花錢。讓老百姓「有錢不敢花」的原因，除了傳統的消費心理和習慣外，更多的還是對未來的後顧之憂。住房、教育、養老、醫療等大筆開支，是讓大多數中國家庭日夜擔憂的難題，讓老百姓無法沒有顧慮地花錢。
由「國富民強」到「民富國強」
再退一步來說，許多中國人事實上也沒有多少餘錢可花。以下的幾個簡單數字可一目了然地說明此問題：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佔到了國民收入的30%。
一方面是老百姓所佔分配額越來越少，另方面是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卻只能做投資，形成更大的產能，但國內的購買力又消費不了，就只能賣到國外，進一步形成貿易順差。政府主導型經濟是投資的經濟，而投資的經濟最終只能走向出口經濟，進而不得不多購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國人對中國貨的購買力。
很顯然，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就是改善中國的分配方式，提高中國的勞動報酬率，提升居民的購買力，同時做好社會保障，讓老百姓放心消費。這也就是美國財長為中國人開出的藥方：增加內需，提振消費。因為美國人已經阮囊羞澀，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以透支消費來為全世界消化產能；中國人在讓老百姓花錢這個問題上，必須徹底改變思維方式，走出一條新路，也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經濟的未來提供穩定的動力。有一種說法是有專家正在研究將傳統的「國富民強」的提法，修改為「民富國強」，實在是大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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