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和俄羅斯是兩個組織的正式成員國，印度居「金磚四國」之一，但在上合組織中卻只是列席的觀察員，發言權有限。上合組織由中俄共同主導，但常駐地設在上海，而在「金磚四國」裡，中國經濟則居絕對主導地位，GDP總量超過其他三國總和。儘管北京一向言行謹慎，但由於它的重要地位，使得外界在觀察兩場峰會的過程中，不由得地將重心放在中國領導人身上。因而在葉卡捷琳堡同時上演的這兩場組織峰會，毫無疑問成為世界關注中國、中國影響世界的重要平台，其意義難以忽視。

　兩場峰會分別對拓展地區政治、安全合作和經濟集團化做出重大貢獻。上合組織峰會這次不僅吸收了白俄羅斯這個歐洲獨聯體國家和斯里蘭卡這個剛剛平定內戰的南亞國家加入成為對話國，而且首次舉行了成員國元首和觀察員國領導人會談，這無疑為未來該組織的擴容及影響力的進一步拓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在最後發表的元首宣言中，上合組織也明確聲稱，「本組織已成為構建亞太地區安全與合作架構的重要因素」。相對而言，「金磚四國」首次聚會僅僅具有象徵意義，其發展程度遠遠不及上合，但不管未來命運如何，它都將伴隨着非西方世界的強勁崛起而不斷以各種面目出現，挑戰現有不合理、不公正的權力架構。此外，在首次峰會當中，其他三方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力挺充分彰顯中國此後在類似組織中的廣泛舞台。

中國多邊外交思維漸趨變

　中國對多邊外交和多邊組織的興趣隨着自身實力和信心的增長在不斷躍升。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外交主要集中於雙邊領域，對多邊組織及其外交持有懷疑態度。及至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隨着市場的國際化拓展，中國對多邊體系的態度漸趨積極，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性或區域性經濟多邊組織，將之視為融入世界的重要步驟。不過，由於經濟實用主義思維及韜光養晦戰略的拘束，中國多年來對多邊安全和政治組織依然顯示不出太大興趣，更不願意組織以自己為主導的多邊體系，擔心過於自信的表達會造成外部難以承受的負擔、壓力甚至對抗局面，從而惡化自己的外部環境，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目標。

　但隨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惡化，中國以前這種一廂情願的看法在逐漸發生變化。不論是2001年建立的上合組織，還是2003年成型的六方會談架構，都是為應對外部安全壓力而被迫組建的，前者是想打擊活躍在中亞及境內的三股勢力，後者則試圖勸服平壤棄核、美朝對話。金融危機不斷蔓延後，美元地位的削弱和華盛頓不負責任地轉移國內金融危機的做法使中國美元資產遭受慘重損失，再一次迫使中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合作共同對抗美元霸權。

　多邊組織的盛行及北京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僅有利於中國更好地保護自身利益，而且有利於北京實施的和平崛起戰略。通過多邊機制化的方式參與世界事務從而去改變現存權力架構和運行規則，將使國際權力的轉移更加平順、易於接受，畢竟集體發聲既有益表達，又有助減輕對個體的壓力和恐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