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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省身教授
賀越明
翻閱陳之藩先生新出的《思與花開》一書，略微有些吃驚：這本香港牛津版的散文集，收文六十來篇，竟有三篇是直接寫數學大師陳省身的，分別是《陳省身與愛因斯坦》、《疇人的寂寞》和《大哉問與小哉問》。從文中可以看出，二陳之間，談不上有多少交誼，緣分亦淺，一寫再寫，似另有深意存焉。作者以理工之才，作文論詩，久享盛名，可惜無緣拜識，而因為採訪新聞的關係，我與陳省身教授倒在美國見過幾面，最早的一次，是在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歡送留美青年數學家歸國工作的座談會上，時為1994年3月10日。
那位青年數學家名叫陳永川，自然是座談會上的主角，但當天策杖與會的陳省身亦很重要。據介紹，小陳於1984年畢業於四川大學電腦系，經陳老的推薦，在1987年9月入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鑽研離散數學，並於1991年6月獲應用數學博士學位。故此，小陳雖非陳門弟子，但陳老於他確有知遇及提攜之恩。
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現今稱之為「海歸」，那時還沒有這個名詞，但陳永川作出那樣的決定，堪稱石破天驚之舉。因他一畢業，即被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聘為奧本海默研究員，以往只有著名的物理學家、化學家獲得這一職銜，他是首位獲此職位的數學家；只要再工作一年，終身研究員的職稱、優渥的薪金唾手可得。其實，他於攻讀博士學位時，已發表了題為《樹的計數》的重要論文，而且是在美國最高級別的學術刊物《美國科學院通訊》上，引起國際數學界高度重視，被看作是一項權威性的工作。由於他在此後的研究中又取得新的成果，更被視為世界上最領先的離散數學家之一。但他決定放棄已經和即將擁有的一切，於當年4月舉家返國，到天津的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工作。
這個數學研究所，由陳省身一手創辦並任所長、名譽所長。所以，對於陳永川的抉擇，他了然於心並有一番解畫之言。陳老當時說：「雖然與世界先進水準相比，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有差距，但某些研究領域並不落後，如在數學方面，中國就處在領先地位。世界數學大賽的冠軍，每每為中國代表隊奪得；中國培養的數學博士，可在美國一流大學當教授。而且，國內的科研條件也得到改善，數學人才回到中國從事研究，一樣可以出成果。」他還語重心長地表示，中國正在從事現代化事業，形勢很好，需要大量具有先進知識的人才，期望留美的學子盡可能在學成後報效祖國。
在我的記憶裡，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門重開後，陳永川即使不算第一位學成回國的人才，至少也是其時為數不多者之一。以他已有的成就和地位看，這確是很了不起的舉動。當時，無論從國家的發展還是個人的生活衡量，發達國家所展示的優越之處，都遠非中國可比。因而，留學的同時「學留」，還是習以為常而極其普遍的現象，而像今日這樣大規模的「海歸」潮，尚未露出端倪。那天，美國李氏基金會主席梁棟材也專程從紐約前來，向陳永川資助三萬美金，儘管南開大學已對其本人及家屬的工作和生活妥為安排。由此亦可見，在那個年代，陳永川稱得上是「開風氣之先」，而這位「海歸」先行者身後的「推手」，則非陳省身老人莫屬！
此後，在其他場合還見過陳省身幾次。記得有一次，加大伯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也在場，只聽陳老講話時一口一個「長霖」，完全是長輩對小輩的口吻。看得出，在美國教育界廣受尊重的田長霖對這位數學系的退休教授執禮甚恭。
這不奇怪，陳省身作為國際數學界翹楚，學術輩份和地位很高。他生於辛亥革命那年那月（1911年10月），並有着留洋學人中「歸去來兮」的獨特經歷：1930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考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後考取公費留德，1936年獲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從事研究。1937年回國，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任教授，講授微分幾何。1943年7月應邀赴美，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從事研究，通過證明高維的高斯-博內公式，構造了現今普遍使用的陳類，為整體微分幾何奠定了基礎。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回到上海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不久獲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再度應邀赴美，到芝加哥大學任幾何學教授，作育人才，十年後形成美國微分幾何學派。1960年，轉任加大伯克萊分校教授。1961年被推舉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不久擔任美國數學學會副主席。1981年退休後，擔任美國國家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1984年5月，榮獲世界數學最高獎項—「沃爾夫獎」。此外，他曾獲多項數學獎，擔任數個國家的外籍院士，被多所著名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甚至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下屬的小天體命名委員會討論通過，太空中的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為「陳省身星」。
像陳省身這樣，一生中，三度出洋深造、工作，其間曾兩次回國效力，既不同於千方百計回到祖國的鄧稼先、錢學森等人，也有別於學成後留下來執教、研究的李政道、楊振寧等人，在稍前稍後的同輩學人中，屬於另一種較為少見的個案。但如若將其出國、回國、再出國的抉擇置於時代背景下觀照，吾輩除了「同情的理解」之外，還能產生其他別的感受—畢竟，對於純粹的數理研究來講，一個安寧而穩定的學術環境是極為重要的，在一個戰事頻仍、動盪不已的社會，學術上要有所突破而出大成果，實在難以想像！
2000年，陳省身懷着「葉落歸根」的心願，以89歲高齡回到天津定居，四年後去世。陳之藩教授隨後寫下《疇人的寂寞》一文，開首除了援引內地網站上的正面議論外，也有反面的，如說「他在最富創造力的時候，將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獻給美國，在暮年才回到祖國。」作者議論道：「但對反面評論所說的話，我總不無感慨。」至於「感慨」何在，卻未作論列。其實，網上這類「憤青」之言，不引也罷，因為缺乏起碼的歷史觀，很難對先輩在特殊時期的言行做出恰如其份的評判。此外，因作者對科學史存有濃厚的興趣，很想知道1943年到1945年間，陳省身在普林斯頓從事研究時，與同在該地的愛因斯坦「談過多少次？談了些什麼？」這確實是極有意義的問題，惟這方面似無答案，礙難確定這兩位不同領域的科學家是否有過專門的學術交流。但可以肯定的是，陳省身本人最終以行動服膺並實踐了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巴斯德的那句箴言：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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