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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儒服的利馬竇（左）與徐光啟講道。
包光潛
利瑪竇准許進入中國，第一站便是肇慶，時間在1582年。
為了能夠站穩腳跟，順利地完成傳教使命，他必須迎合當地官員、百姓。利瑪竇想到一個點子，即打着佛教的幌子，漸漸地讓中國人接觸，然後接受他的教義。所以，利瑪竇在肇慶時，身着僧服，自稱「西僧」，以此贏得官員、百姓的信賴。持續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中國文人並非看重佛教。他感到惶恐，以為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後來，有一個叫瞿太素的中國朋友告訴他，和尚歷來為文人雅士所不容，僅是表面應承而已。如果長期以「西僧」的面目示於俗世，會引起越來越多的文人雅士誤會甚至反感。
經耶穌會的同意，利瑪竇及其同仁正式蓄髮，脫掉袈裟，換上儒服，見客施秀才禮。此時利瑪竇將眼睛緊緊地盯住中國傳統士大夫，當然包括官員。
利瑪竇為了晉見明朝宗室建安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正式用漢文撰寫了新著《交友論》。他覺得給建安王送金銀財寶以及稀罕之物，不如獻上自己的交友主張。利瑪竇已經在中國生活10年了，深得中國文人的交友之道。因此，他要投其所好，閉口不談宗教，而是滔滔不絕地大講如何交友，深得當時士大夫的讚賞。
利瑪竇的這種交友態度，贏得了中國文人的眾口交讚。就連大儒馮應京（1555—1606）都說「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中國，為交友業。其悟交之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為務，殊有餘愧。」
事實上，《交友論》並非利瑪竇的原創，而是西聖言語薈萃。利瑪竇只是加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或者為了漢語寫作的需要，略加修辭而已。在明末清初重儒家的「四倫」而忽視友誼的倫理體系中，《交友論》無疑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朵浪花窺見深水。中國的士大夫們完全相信，在遙遠的西方確實有一群重視友誼勝似性命的智者，他們對友誼的見解絕對不在中國聖人之下。所以，《交友論》一經面世，多次再版，並被編入多種漢語叢書，漸漸融入中國思想和倫理的思想寶庫。
中國士大夫為什麼那麼快地接受了利瑪竇的《交友論》呢？應該說，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比較複雜的，或者是求同存異，或者是對信仰產生了懷疑，或者為了滿足獵奇的心理需求。你想想，利瑪竇進入中國已經十幾年了，傳教不成功，科技成了玩偶，唯獨這《交友論》大行其道，這本身就值得深思和玩味。
利瑪竇在《交友論》中說：「人與人之間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也。友之於我，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獨知利己，是商賈之人，不可謂友也。」他主張朋友之間應該相互依賴，貧富通財，共用共有。「友之所以貴於親者，親可以失愛，而友則否。無愛，即不成其為友，而親仍不失為親？」這是平等交友，和諧交友，彼此之間獲得雙贏。也正體現了西方的博愛思想。這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差異。遵照中國儒家觀念來處理人際關係，必然有親疏遠近、輕重厚薄之分。而且特別強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係。該厚此，則厚此；該薄彼，則薄彼。彷彿成了人際交往的「八股」了。這樣勢必導致交友的不平等。
正因為《交友論》的反傳統，才讓那些按照慣常思維行事的中國士大夫們耳目一新，並得到他們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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