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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彥
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昨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經常被少數民意騎劫壟斷，造成社會內耗，這與「弱勢政府無力防止少數意見者把自己論述為代表多數」有很大關係。筆者認為，主流民意總是「沉默的多數」，也是造成「站於主流民意的一方，反被少數民意操控」這種畸形社會現象的主要原因。
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日前在立法會紅灣半島研訊中，反駁多名議員的研訊提問和立論斷章取義，將反對派那種偏私、毫不專業的醜態活現人前。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向來認為自己在議會內高高在上，潛台詞是「立法會神聖不可侵犯，行政權不得有異」，活像民意暴發戶。政府官員礙於體制和大局，長久以來，不能直斥議員的專橫和這種不正常的議會觀念。梁展文今次擲地有聲，擊中了反對派的死穴。這些死穴，建制派私底下雖常提及，卻鮮有在公開場合中被討論過。今次被公開批評的數名反對派議員可能少受這種直接反駁，也即時劍拔弩張，一副「你竟敢駁嘴」的模樣。
需要「痛擊反對派死穴」
建制派今日最需要這種「痛擊反對派死穴」的聲音。議員的另一個稱呼是「辯護士」，議會就是讓持各種政見的民意代表，在議會中為自己的政見辯護。然而，愛國愛港陣營中，上至議會下至社團，都慣於逆來順受，長期備受打壓。所謂辯論，不過是官樣文章重複立場，搔不着癢處的機械回應。辯，就要對準對方要害，一擊即中，務求將己方立場說明清楚外，也要將對方的觀點漏洞一一揭露，達到「我的立場比你更優勝高明」的效果。現在建制派內所謂的「辯論」，只是一種「各自表述」的申辯行為，行貨交差，完全無法捍衛愛國愛港陣營的核心價值、民主觀念和經濟訴求。建制派議員在議會內有沒有做好「辯護士」的角色呢？遇到反對派辱罵我們「保皇」，我們都不哼半句，一向只是「有辯無護」。建制派的中堅劉迺強，近日與王卓祺等，在七一前夕發起過一次主張社會和諧的大型簽名運動，已是比較積極的行動了。
造成建制派這種「沉默」的現象，有其內部的深層原因。一、建制派的主張在議會較易通過，有時懶得浪費時間申辯；二、建制派講求和諧，不屑口舌之爭；三、建制派人物在政治上太老實，政治手段單一，不夠靈活，更欠辯才；四、建制派遇到同盟被攻擊時，總不能一呼百應，鮮有主動護航，結果就是派內誰都不敢發聲，寧可沉默。反對派所以囂張，因為建制派一直採取守勢。
建制派須勇於捍衛意識形態
不過，筆者也發覺到建制派中近期開始出現了一些漣漪。除了梁展文的反擊外，一批網民自發在七一當日遊行，高調宣稱「反對派不代表我」，抗議反對派騎劫民意；立法會議員詹培忠近日在城市論壇中被社民連人士中斷發言，憤然離席。他們都用行動做出最有力的辯護：將反對派的嘴臉以尖銳的行動和言論，充分顯露鏡頭面前，由公眾自行判斷。
誠然，我們理解現有建制派議員在發言時存在很多政治計算，梁展文現在「無官一身輕」，沒有任何制度掣肘和政治包袱，說話自能隨心所欲。不過，你不說，反對派就會壟斷發言權，所謂「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只是伏爾泰式的民主空想，政治就是這麼殘酷。要扭轉長久以來選票分佈「六四之比」，建制派就要重新檢視過去的政治包袱，今日是否仍是包袱，以捍衛我們的政治意識形態。遇有別人罵我們「保皇」，我們不但要駁斥我們的決定是基於市民利益的決定，絕不保皇，更要直指反對派專橫跋扈，缺乏遠見，假借民主之名，撈取政治好處。只要我們對我們的政治理念有信心，堅信那是一套對市民大眾最好的策略，建制派便不應也不能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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