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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網上圖片
李國濤
清末大翻譯家嚴復（1853—1921）在引進西方先進思想，開發民智方面，有偉大貢獻。只看魯迅青年時代讀嚴譯《天演論》時是如何陶醉，就可知那一代人的感受了。《天演論》以後，又有七部大譯，合稱「嚴譯名著八種」，堪稱不朽。他自己也極有自信，曾在信中說：「且彼中有數部要書，非僕為之，可決三十年中無人可為者」。（楊正典《嚴復評傳》25頁）
但是，這位偉大的先行者、思想家，當年出版這些譯本時，卻非易事，也許有些辛酸。這一點似乎少見提及。現在只說某書譯於何時，出版於何時。其間經過已無人知曉。先說嚴復這人，雖然思想先進敏銳，富於才學，且留學英國學習海軍多年；但他不是科舉出身，沒有進士的頭銜，在官場上就吃不開，牌子不響。那年頭，留學生不是光彩學歷。而他這人又倨傲，不會奔走，當時駐英法公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說他「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頗有狂傲矜張之勢」，這在宦途上是不能有大作為的。他在李鴻章手下的水師學堂幹過二十年，以後入過幕府，當過公學監督，總之是這一類沒有實權的文差。自云「不與機要，奉職而已」，也可以說是窮困潦倒，只是志在翻譯，始終不變。1897年在天津辦《國聞報》，宣傳改良。《天演論》就是在這個報紙上首發。以後有木刻本、石印本出版。出版之後，反響極大。於是就繼續譯另外的書如《群己權界論》、《原富》、《名學》，等等。這些書後來都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天演論》也在這一系列裡。最近我翻閱《張元濟年譜》，看到嚴、張之間在1896年已相交，都是當時新派人物，相處甚好。戊戌（1898）之後，張元濟被革職回上海，開始辦商務印書館，他們之間書來信往，聯繫很多。從1899年起，首先談及的是關於《原富》的翻譯和出版。書譯得很慢，可見費功。又商談稿酬，先是說三千襾，後又說是二千襾。還有版權年限、提成，等等。從中可見，嚴復對銀錢是仔細計較的。他當時家居北京，用度開支很大，自己多病，染上鴉片癮，需要錢。
在這裡看到的是，嚴復是同商務印書館直接商談出版之事。但近出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裡又另有說法。包天笑是鴛鴦蝴蝶派重要作家，生於1876年，比嚴復小二十三歲，與嚴有過交往。這交往不是直接的，但是是親歷的。所以值得在這裡說一下。
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三二年間，包天笑還是一個小青年，剛出來混事不久。他聰明好學，接觸新事物多。於是被一位姓蒯，名光典，字禮卿的人，聘為家庭教師。蒯禮卿是江蘇省候補道，正在辦一個南京高等學堂。這人是有錢有勢有才學，為人也好。在他家裡這樣養着好幾個人，陪他閒聊，做點雜事，並不教書。那年頭的「候補道」並不值錢，到處都是。嚴復也是候補道。你能「候」一輩子也找不到一個差事。據包天笑回憶說，「他（嚴復）的脾氣很不好，喜歡罵人。對於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禮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給他。後來他說：要他還債，他哪裡還得出，現在他正譯了幾部書。自己既沒有錢出版，給人家印也沒有受主，蒯君道義之交，就把這幾部所譯的書，作為償債之資吧。那時蒯也承受了，不過那是譯稿，要印出來賣給人家，方能值錢，這些譯稿，計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學》、《原富》等等的幾種書。」從《張元濟年譜》看，一部《原富》都曾議價三千、二千，全套七部難道只賣三千嗎？這有點不大可靠。也許因為包先生寫此回憶時，已年過九十，記不太清。但是也不可全否定。因為回憶錄中還說，另有一位葉浩吾，搞日文翻譯的，也是借蒯禮卿錢七百元，還不了，也將譯稿作抵。
蒯禮卿慷慨，就下決心在上海辦了一個「金粟齋譯書處」，包天笑和另外一位，因此就到上海幹這事去了。包天笑就負責校閱嚴氏的譯稿。至於排印出版，還是交商務印書館。至於金粟齋譯書處和商務之間，怎樣分成提份，則不是包氏所能知道。
有一點回憶很有價值：「嚴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紙，寫的一筆很好的行楷，當然也有添注塗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筆，一例紅墨水的，鮮艷可喜。……我總是小心翼翼，無論如何不敢擅改一個字的。」這樣，包天笑曾從一校到四校仔細讀過。所以我認為包天笑的回憶在這一點上是可靠的。據包氏說，嚴氏名譯都這樣經過他的手。但是，是不是有七部之多呢？也難說。因為嚴譯很慢，如魯迅所讚賞的，「一字之立，旬月踟躇」。但我想至少三四部總會有的。我想，當年大約是由金粟齋譯書處校對整理，嚴復賣書得錢以後，再還錢給蒯禮卿，而不是把譯稿直接賣給蒯禮卿的。否則嚴何必多次與張元濟商談稿費？文化價值是文化價值，稿費價值是稿費價值，它們永遠不能等同。嚴復是在窮困中死去的，可歎。最後還要說一下，包氏在上海聽過嚴復講「名學」，是由金粟齋約請的。包氏雖曾校對過此書，也不大能聽明白。嚴復是福州人，但是「卻說的一口道地的京話」，大約是在北京待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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