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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特區政府的管治需要有經驗的政治領導人。
薄夫林 資深評論員
回歸後成為主要官員的多是舊體制下的政務官，過去只是執行政策，遠離決策核心，不很懂政治。從社會進入管治班子的人多來自商界和專業界，也欠缺政治領導的閱歷和經驗。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出現的問題，有些是因為在「港人治港」條件下行政管理經驗不足，也有不少是因為政治領導經驗不足。
香港不是政治城市，但香港的確又是一個政治極複雜的地方，管治香港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行政工作。港英時代從倫敦派到香港的總督，一方面負有同中國打交道的政治任務，一方面要維持對香港人的有效統治，兩方面均要求管治者有一定的政治經驗。上世紀七十年代後，英國改變了以政務官出任港督的慣例，改由外交部派出，就是因為看到管治香港非政治高手不可，而政務官的閱歷和經驗是難以勝任的。港人熟悉的葛量洪、麥理浩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個個都是搞政治的行家老手，他們敏銳的政治嗅覺，巧妙利用制衡藝術，緩解社會矛盾的手法，以及主導社會輿論的能力，直到今天仍為政界中人津津樂道。
政經形勢複雜 須政治家治港
香港回歸的轉變是歷史性的也是政治性的，由港人組建的管治班子接手管理自己熟悉的香港，面對的卻是一系列嶄新的課題，首先是「一國」之下兩種制度的政治鴻溝，其次是深受西方影響、利益紛陳、政治分化的香港社會，管治難度比港英時期不知要高出多少，難怪很有政治經驗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坦言，在香港做特首並非易事，假設他是香港人的話，寧可選擇營商也不會從政。單從這一點，無論是前任特首董建華、現任特首曾蔭權，還是有意競逐下任特首的人士，其勇於承擔的責任感和知難而上的精神都是值得欽敬。誠如李嘉誠所言，特首一要得到港人信任，二要能夠勝任，兩者缺一不可。董建華當特首人們說是「商人治港」，曾蔭權當特首人們說是「公務員治港」，事實上，純粹的商人和純粹的公務員都不可能治理好香港。除了得到港人信任，理想的特首應當是既有豐富行政經驗又懂經濟的政治家，而特區整個管治班子也要有較高的政治水平。
近代中國出了不少大政治家，被列入二十世紀世界十大政治家的中國人就有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三位。中共老一輩領導人蓋棺論定，也有不少獲「政治家」稱謂，如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先念、胡耀邦、彭真、鄧穎超、葉劍英、楊尚昆等等。「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事業，以香港在中國的獨特憲制地位以及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是應當出政治家的。政治家是為一個遠大理想和目標奮鬥的人，是對國家或民族的命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香港的政治家應當有「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念，有探索實踐的創新開拓精神，有高瞻遠矚的膽識和魄力，有駕馭複雜局面的應變能力，有化解各種矛盾的政治智慧和經驗，有帶領香港全社會建立一番事業的動員力、親和力、決策力、執行力。
缺乏政治人才 管治難以改善
然而，缺乏政治人才恰恰是香港特區的先天不足，更遑論政治家了。回歸後成為主要官員的人多是舊體制下的政務官，過去只是執行政策，遠離決策核心，不很懂政治。從社會進入管治班子的人多來自商界和專業界，也欠缺進行政治領導的閱歷和經驗。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出現的問題，有些是因為在「港人治港」條件下行政管理經驗不足，也有不少是因為政治領導經驗不足。政治水平不高最通常的表現是缺乏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斷力，有些問題雖屬無心之失，卻反映管治者腦子裡缺少政治這根弦。決定政策顧此失彼，推銷政策手法僵硬，民怨乍起束手無策，突發事件反應不快，需要靈活變通而固守常規，都暴露出管治班子的政治經驗不足或缺乏政治智慧。
曾蔭權出任特首後提出「強政勵治」。「強政」有兩方面意涵，一是強化行政主導，二是強化政治領導。在2008至2009年施政報告中，曾蔭權談到行政長官的兩種角色——首先是政治領導的角色，其次是行政管理的角色。政治領導包括倡導未來發展目標及維護社會核心價值，同時將這些目標和價值體現在施政綱領、發展策略及公共政策之中。如此看特區政府的責任，就管治者的政治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實行問責制，讓主要官員對施政負起政治責任，是強化政治領導功能的必要舉措。同時，官員直接面向民眾，與立法會、政黨及社會各界互動，「在游泳中學習游泳」，也督促治港班子在工作中不斷提高政治水平。曾蔭權承認，「在政治角色方面，由於特區政治建制仍在逐步發展完善，擴大政治委任制以及行政長官的管治方式、管治風格，必定有改進的空間」。「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就是造就治港人才的過程，相信香港管治班子在政治上會一天比一天成熟，香港也一定會產生出堪稱「政治家」的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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