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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我國消費率問題，着手改善農民生計成必要出路。 資料圖片
洪巧俊
最近看了兩篇文章，一篇是《鳳凰周刊》「論語」裡的《中國居民消費率為甚麼奇低？》，另一篇是《南風窗》的「訪談」《秦暉：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國經濟奇跡》。其實前一篇也是秦暉先生撰寫的。把這兩篇文章聯繫起來讀，可以總結為：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國經濟奇跡，但成就不了中國居民消費率高的奇跡。而中國居民消費率奇低的根本原因，是農民這個最大的群體在消費上的缺位。（後面的一句話是我的補充，也是我要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農民討價還價權處於劣勢
秦暉先生在《中國居民消費率為甚麼奇低？》中說，如果我們能夠在「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兩個方向上不斷取得進展，逐步改變如今這種依靠「低人權優勢」展現「競爭力」、GDP增長雖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卻日益嚴重的狀況，我們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內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國；他在《南風窗》訪談裡進一步闡述，他說，中國歷來是一個負福利國家，現在也是。中國的進步就表現在負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漸漸靠攏，充其量是通過二次分配不加劇社會分化。現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這樣的福利安排，反映的還是討價還價權利的缺失。
國家收購農民的糧食和農產品，制訂收購價格甚麼時候徵求過農民的意見？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由於農民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剝奪農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實這種剪刀差的盤剝，都在堆積城市的繁華，讓城裡富有，讓鄉村貧窮，所以我說，城市的繁華和富有是農民的血汗堆砌的。上個世紀農民不僅要交農業稅、各種提留，每年還要做義務工，政府建辦公大樓，城裡修路建大橋等公共實施，農民卻要自帶乾糧無償地幹那些繁重的體力活。同是中國人，農民和城市人卻同命不同價，同工卻不同酬，沒有退休工資與養老保險的農民，只有做到兩眼一閉兩腳伸直才能不幹，上個世紀農民不死就要交人頭稅。
時至今日，中國的農民仍然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城市政府和市民作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至今還在強化以戶籍為前提的「出身論」，在認同農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剝奪了他們的機會。他們歧視農民，卻忘了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根。不說其他，只說土地這一項，有資料顯示，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3年底，這種剪刀差已累計高達2.5萬億元。在掠奪農民土地利益方面，秦暉先生有這樣的論述：在土地方面，今天強調加快城市化，便大舉剝奪農民地權「圈地造城」，但農民進城後卻得不到平等待遇：今天說土地緊缺要「保護耕地」，於是就打擊「小產權」，嚴禁農民賣地，但官府依然想「徵」就「徵」；明天又說土地寬鬆可以放手開發，於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農民土地仍然不許入市…… 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策設計者出於好心，做起來也跳不出「權家通贏」的圈子。
農民缺失社會保障，而讀不起書，看不起病，這「兩座大山」已使多少農民受窮？有民謠說：「一人讀大學，全家受窮」，讀4年大學需要5萬元，差不多是7萬斤糧食的錢。一個農民家庭供一個大學生至少需要10年的純收入，有的農民可能一輩子也積攢不了這麼多錢。另有民謠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就得見閻王。」我總忘記不了湖北省公安縣埠河鎮萬眾村村民陳正先與姚元香夫婦，因看不起病而相擁跳江，如此淒涼而濃烈，讓人甚感痛楚。中國的醫療農民是消費不起的。那麼，誰是中國醫療的主要消費者？毋庸置疑，公職人員。可以說，公費醫療的存在是醫療資源分配的最大不公。公職人員公費全報，甚至還傳出「多報」、「一人公費，全家用藥」的醜聞。中國社科院2006年一份報告曾爆出一個驚人數字：政府投入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且「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等，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農村合作醫療，是農民自己交10元，政府給每位農民補貼10元，9億農民也只要90億元，9億農民的醫療費只相等於這40萬名幹部的五分之一還少，有的地方政府連10元也不拿。《南風窗》說，現在我們政府一年花的錢已經相當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
消費率如何回復正常？
儘管政府如此消費，但仍然拉不動目前中國的消費。我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率卻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從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金融危機下的消費率就更可想而知。35%這個百分比是很不正常的，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2000年至2007年，低收入國家居民消費率平均為75%，高於世界平均水平（61.5%）。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這些鄰近的國家都在50%以上。中國也得過這樣的百分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1981年達到了52.5%的空前絕後的水平。這個時期中國的外貿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沒有「外需拉動」的情形。當時農村實行了分田到戶，是農村經濟最活躍的時期，也就是說只有農民成為我國主要的消費群體的時候，中國的居民消費率才會正常，而不出現奇低的現象。
溫家寶總理多次就一個「簡單而複雜的乘除法」發表談話。他說，如果你用乘法來算，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如果你用除法的話，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的數目。這一形象而直觀的話語，發人深省。農民是中國最大的群體，13億中國人9億農民，溫總理的「簡單而複雜的乘除法」對於9億同樣適用。中國的消費率只要農民缺位，奇低也就並不奇怪。這是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量變化不大，而農村居民一旦消費起來，其數量就如江水猛漲，這個前提就是農民要有社會保障，不愁看不起病，讀不起書，老有所養，和公職人員一樣有養老金，他們就敢大膽用錢。
農民不敢消費有兩個主要方面的問題，一是沒有福利保障，二是收入低。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相比，確實很少。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倍數從1990年的2.2倍擴大到2008年的3.3倍，城鄉居民二元消費結構特徵十分明顯。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也是抑制消費支出的因素之一。如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能達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就是7890.5元，消費5000元，一年的消費就是4.5萬億元。全國農民能消費到這個數字，我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率就會大幅上升。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投資4萬億，從國家發改委公佈的數字來看，基礎設施建設15000億元，佔了最大的份額，而民生工程只佔基礎設施建設款項的四分之一多點。如果把這個數字對換一下，把15000億元用於民生工程，解決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實行12年義務教育，不再治不起病，讀不起書，他們才會放手花錢，拉動內需。
如果我國政府不改變投資方向，着重投資民生工程，傾重於老百姓的社會福利保障，中國消費率奇低的現象就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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