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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百家講壇》的講者把歷史學變得受大眾歡迎，但這種風潮不禁讓人反思今天大眾的價值觀。（後左：易中天，後中：于丹，後右：王立群，前中座：閻崇年）
■吳小彬
秋天來了，天空漸漸高遠。
秋天是一個適於遠足遊歷的時光，是一個收穫的時節，同時這個季節容易讓人無端生出感慨，登高而懷古。這些天，我就一直在想，很多國人對歷史有癖好，中國史籍汗牛充棟，歷史文化如此豐厚，這恐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不期而至的熱情
歷史學肯定不是「顯學」，但近年來大眾對歷史的熱情，又分明感覺得到，這從央視「百家講壇」的高收視率及其影響便能見出。
有人也許不知道，「百家講壇」也曾遭遇收視率幾乎為零，也曾面臨「末位淘汰」的危機。二零零一年七月，該節目隨央視科教頻道一同誕生，但收視率很低，一直徘徊在後幾位。二零零四年五月，清史專家閻崇年主講的《清十二帝疑案》播出了，很快贏得了許多觀眾，「百家講壇」出人意料地迎來了命運的轉折。自那以後，歷史講述便成了這個節目的主要內容，多位學者、教授登上講壇，有毛佩琦講解明十七帝、易中天品三國、蒙曼講武則天與太平公主、王立群讀史記、隋麗娟說慈禧、紀連海講和珅、袁騰飛講兩宋等等。
「百家講壇」造就了不少名人，閻崇年、易中天、紀連海、袁騰飛、于丹等人的名字家喻戶曉，幾乎每位講解者登台授課後都會出書，出版社也都會舉行隆重的簽售儀式。一次，有「粉絲」在售書台前打出了「我愛李宇春，更愛易中天」的標語，其狂熱不遜於對「超女」的追捧。
如此「成王敗寇」
幾年來，每天中午只要沒別的事情，我都會坐在電視前收看「百家講壇」，仔細聽了上述學者、教師的講座。我的大致印象是，受電視傳播特點和觀眾文化素質與偏好的影響，各位講解者多着力於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細節的描述，都力圖講出「趣味性」，用「故事」把受眾吸引住，大量的史料、佚聞、傳說乃至演繹，佔滿了每天的課時，卻少有學者對歷史脈絡給出清晰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多數講解者都過於看重和表述歷史人物的事功及「歷史地位」，極少有人從正義、道德的角度來分析和評價人物與歷史事件。
有一天，聽完講座後，我趕緊去一個會議採訪。由於到早了，便在會堂一角坐下，旁邊有五、六個機關幹部在聊天，原來他們也是剛剛聽完講座，正聚在一起借開會之前的時間議論戰國及秦漢人物。他們有欽佩秦始皇早年命運坎坷、卻終能統一天下的；有譏諷項羽雖英氣逼人但心胸狹窄難成大業的；有欽佩劉邦雖布衣出身舉止不雅可知人善任的；有誇獎曹操賞罰分明唯才是舉的；有說曹操手段雖毒卻仍是一世梟雄的。中間有一人批評曹操疑心過重，錯殺了呂伯奢一家，還留下「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句狠毒的話，但馬上有人說曹操是「真小人」，而不是「偽君子」，說古往今來多數人都裝正人君子，只有曹操說出了真心話，這就是他的不同凡響。我一邊讀着一份報紙，一邊聽他們議論，我沒有聽見有人提及「七雄爭霸」的連年戰火對百姓的蹂躪，沒聽見有人指斥秦軍坑殺趙國四十萬戰俘的殘暴，也沒見有人譴責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野蠻。
當然，闡釋和傳播這種「成王敗寇」歷史觀的，不僅僅是「百家講壇」，多年來的歷史研究和教學，雖然聲稱以「生產力發展」為標準，其實都多以事功和成敗為最終衡量，以所謂「歷史作用」來定評人物。流風所及，使得幾年前熱播的電視劇《康熙皇朝》和《雍正皇朝》，可以把皇權和皇帝作為歌頌的對象，而敢於反抗皇權和皇帝的人，則非貪即奸。這種邏輯演進到最後，電視劇的編創者竟公然為雍正大興「文字獄」的暴行做起翻案文章。
史學之精義
勿庸諱言，歷史本身具有「看成敗、論輸贏」的道德虛無傾向，流氓打敗賢良，君子鬥不過小人，多少忠義之士慘遭奸佞暗算，這種事情充斥於每朝每代。惟其如此，歷史學研究、教學和傳播才更應有正確的價值標準，道德評判才應高於其他評判。
中國史學的正統其實一直是如此的，這體現於「春秋」史觀。所謂「春秋」史觀，一是記錄史實，講求信而有徵；二是倡言人倫價值，褒善貶惡。這種歷史觀發軔於孔子的《春秋》，光大於司馬遷的《史記》。「春秋」史觀所主張的善惡褒貶，作為一種道德標準，蘊涵着中國特有的歷史意識，體現着公正和永恆信念，並堅守着一種信仰：「行善者即使生前有德而無福，多經苦難，卻定獲善報；作惡者即使生前無德而有福，多享富貴，但定遭惡報，讓後人唾罵」。有論者指出，這種歷史觀頗類似於宗教，具有追罰罪惡和補償善良的功能，維繫着華夏文明，捍衛着社會的正義與公平。而以筆者之見，這種歷史觀也像是一雙犀利的眼睛，這雙眼睛總能穿越迷霧和魔陣，看清世間真偽善惡。
遺憾的是，這種歷史觀在很長時間內被拋棄了，歷史研究與教學遵循的是「生產力發展」和「歷史規律」的價值標準。「歷史規律」的執行官，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曹操，都要肯定乃至歌頌；而「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人，可以不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可以「踐踏無辜的小花」，可以草菅人命，可以造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瓦礫成堆，這些都無妨他們的「聖明」和偉大。
顯然，這種歷史觀和評價標準過於看重經濟、物質方面，而忽略了精神與道德，或者說，這種標準主要強調了事功判斷而忽略了價值道德判斷。在這樣的歷史觀庇護下，各種暴行及惡政都有了藉口，無數人的死亡、苦難和不幸變得不值一提，人的尊嚴和生命遭到極大蔑視。
筆者以為，在今天，我們應該在去除其陳腐、不合時宜部分的前提下，恢復中國史學的道德傳統，應理直氣壯地倡言人倫價值，褒善貶惡，復原史學特有的警示、訓誡、教化人心和維護正義的功能。如果說歷史本身有一種優敗劣勝的逆向淘汰怪象，有一種道德虛無色彩，那麼歷史學則要旗幟鮮明地褒善貶惡，以道德評判作為最高標準。這樣，歷史學才能具有對邪惡和醜行的震懾作用，才能讓那些權傾天下的人物感到害怕，正所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當然，那種強調事功判斷和「歷史作用」的觀念，雖有致命缺陷，卻仍具合理成分，可在堅持道德評判的優先性下借鑒之。
凡為中國人，幾乎都天生對歷史有愛好，這是國人的文化習性，更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資源，只要我們闡揚正確的、蘊涵着道德評判的歷史觀，便能期待這種習性演化為一種正義的力量。讓我們拭去蒙在那雙歷史之眼上的塵埃，這雙眼睛會向被壓迫、被蹂躪、被踐踏的勞苦大眾和婦女、兒童送上歉意，會為被誣陷、被害死的仁人志士伸冤，同時一刻不停地緊盯着那些殘暴、陰險的罪魁和奸佞。
走筆至此，反觀「百家講壇」及各位主講人，可以看出，其中受「春秋」史觀影響者也有之，有人在講課時也間或出現以道德標準評價人物的情形，只是主張不明，或寥寥數語而過，不成系統。筆者當然期待這種情況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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