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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9月24-25日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在美國匹茲堡市舉行，這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三次G20峰會，它已經開始凸現出世界幾大陣營對「後危機時代」所面臨的挑戰所做出的「分歧較大」的詮釋。面對這種局面，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在此，想談些自己的觀點，供大家參考：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一部分發達國家的陣營，提出世界經濟失衡結構的「扭轉」是保證全球化環境下各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於是，按照這種邏輯，貿易順差國家應該做的事就是增加消費、減少儲蓄；而美國這樣的貿易逆差的國家，就應該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中美貿易順差減少有限
事實上，在這次金融風暴所導致的美國金融機構「去槓桿化」的過程中，美國大眾的消費能力自然受到了很大的打擊。相反，中國這樣的貿易順差國家，在這場危機中，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市場力量」來抑制企業出口的能力，結果中美貿易順差的減少自然非常有限。但是，美國決策層對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頗性，它們把全球化環境下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創造財富能力提高的本質給忽視了，而把這種國際分工所造成的世界經濟失衡的客觀結果說成是危機形成的原因。
有很多資料已經證明，這場危機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把全球化帶來的日益增長的財富交給了那些沒有參與財富創造的人群」來惡意分享，以及「把這些寶貴的財富交給不受到嚴格監控的人群」來管理。試想一下，如果美國按照自己的生產能力來消費，中國按照自己的消費能力來生產，那麼，美國的消費者就會因為本國商品的昂貴而付出更多的代價，即使美國的商家也會因為價格的負面效應而得不到應有的回報。而中國的廠商也會因為自己國家消費能力的有限而無法保證自己的利潤可持續的增長，中國的消費者也因此由於工資水平的增長受到企業利潤下降的影響而無法得到改善，這樣也就無法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
另一方面，自由貿易雖說能夠保證世界整體增長的速度加快，而無法保證參與貿易主體的雙方能夠得到「公平的」財富分配，即使這樣，如果美國將它擅長的「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參與到中國產品貿易的行列中，那麼，由於美國佔據了較好的「貿易條件」，應該說，和中國進行這樣的貿易，它們的利益會比中國更大。
保護主義只會兩敗俱傷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政府不應該和中國打貿易仗，而是應該同意來自中方進口技術產品的貿易要求。否則，美國現在倡導的「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不僅不會讓各國經濟走向繁榮，反而因為這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使得各國經濟復甦的步伐不得不放慢，並在各國之間產生非常有害的「負外部性」效果。
其次，以歐洲為代表的相當多的發達國家，認識到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可怕性，提出了對金融創新的整個產業鏈，包括國內和國外，都應該實施統一標準的金融監管模式。其中，最為敏感的是對金融行業「精英層」的薪酬限定制度改革。因為歐洲方面認為，這場危機讓大家看到的是從事金融創新高風險業務的華爾街精英們，事前將業務的高額利潤通過高薪酬的風險補償制度獲得了提前套現的權利，但是，事後當風險真正呈現的時候，這些人卻沒有受到有效監管制度的約束而去承擔更多風險，相反卻讓不知情的投資者承擔了和他們「低收益」完全不匹配的「高風險」。 （摘自孫立堅個人網誌，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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