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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之如
中國人有讀語錄的傳統。有人讀，就有人編、有人賣。孔子的學生為了證明自己的老師猶如「日月」，把老師的語錄乃至老師高級弟子的語錄，合編成一本書。《論語．子張》引子貢之語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本語錄大全。其後一千五百多年，朱熹出世，絕對信奉「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其語錄就更多。一部《朱子語類》，字數是《論語》的幾十倍，印數與《論語》的比例如何，沒見過專門研究，不可瞎說。朱熹之後，各色人等競有語錄流傳，而影響似乎每況愈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五，說到江蘇巡撫采進本《薪槱集》四卷，說：「國朝許昌國撰。昌國字仔賡，原字一清，荊溪人，歲貢生。是書首《雜著》，次《論學》，次《論古》，次《課徒訓兒》，各為一卷，大抵皆語錄之類。」又說：「按其事狀，蓋亦篤行好修之士，故集中講學之語，多能切實近理，特不以著作見長耳。」「不以著作見長」而能以「語錄之類」編書，一蟹不如一蟹的味道，也就揮之不去。
好玩的是，竟然有官員出售自己《語錄》圖利。
張祖翼《清代野記》卷下，有一則《道學貪詐》，記河北棗強知縣方某，就說到這麼一件事。棗強當地風俗，「縣月有集，來者麇聚。方於是日以少許酒食，款鄉之耆老於堂上。畢，出所著《語錄》若干冊遍給之，且曰：『此本縣心得之學，足裨教化，所值無多，爾曹可將去。按都圖散之，大有益於人心風俗也。』耆老以為贈也，稱謝而去。翌日檄諸里長等按戶收刊資，每冊若干，又獲金無算。」這一段故事，真是耐人尋味。
這位方知縣，據說是桐城方東樹的族弟。早年曾「竊先生未刻之稿，游揚於公卿間，坐是享大名」。當了十多年清客，終於得到曾國藩賞識，「執弟子禮焉」。這個「弟子」真是非同小可，與李鴻章「稱同門」。後來李鴻章「督畿輔，方某以知縣分直隸，補冀州屬之棗強知縣」，也就有了靠山。結果，在棗強知縣任上為非作歹劣跡斑斑，賣《語錄》不過其中之一罷了。分析其手段，有幾大特色。一是別出心機，老謀深算。他大約早就想印書賣錢。為何選中《語錄》？很有謀略。學問做不出來，語錄卻大可隨口而出。身為知縣，總讓秘書代筆，不如乾脆讓秘書作記錄員。這樣編成《語錄》，不但省心省力速記速成，而且誰也不能說抄襲剽竊。二是看準時機，騙人上當。與其攤派到各部門，弄得雞飛狗跳，不如利用集市這個機會宴請地方長老，當面「送」給每人若干，讓他們主動拿走。三是濫用權力，決不手軟。「送」書之時，大談教化人心，閉口不談要錢；「送」書之後，卻運用強權，按戶收錢毫不含糊，恐怕少一文都不行。其手段之陰險，堪稱是方知縣的一大「創造」。
官員印書，或者真有學問，心思原不在做官，自己的研究心得逐步刊刻成冊，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或者風流儒雅，一面認真做官，一面吟詩作文，政績與文集並行不悖；或者附庸風雅，明知自己其實不是那塊料，卻裝成一副滿腹斯文的模樣來。劉成禺《世載堂雜憶》記有「岑春萱不學無術，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之說，也就說的官場幾種人。等而下之者，則有如這位棗強知縣，看別人印書，以為生財有道，於是濫印濫發其《語錄》，騙人拿走，再按戶收錢。他當然知道，他的《語錄》，既非遠勝於陶淵明、蘇東坡之詩，也非近勝於自己老家桐城諸君子之文，所以，他並不吹噓與日月共光輝，與天地共長久。他只是用「大有益於人心風俗」作招牌，用欺騙的方法讓人上當，為自己牟利。看來，他的眼睛裡除了銀子之外，絕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
從這一點看，這位方知縣，可以稱之為官場賣書者的一種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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