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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版的《胡適口述自傳》。（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這是唐德剛老友朱文長的話。想不到卻成了海外史學界「風行一時」的「錯愛之言」。
所謂「錯愛」，是引自唐德剛自己的說話；所謂「先看」，是指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說，「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適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朱文長「識胡」，其他的人未必「識胡」，朱文長並沒「錯愛」，我們要研究胡適，定要看唐德剛，不先看，也要後看，除了《胡適口述自傳》外，還要看《胡適雜憶》。
在《胡適口述自傳》中，唐德剛不僅照錄了胡適的說話，還做了大量的注釋，「傳」和「注」已不可分割，有人便說，注釋部分的份量恐怕還在傳文之上。斯言誠是也。
在「注」中，唐德剛有時還和胡適抬槓。如胡適一九五三年返台時，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台東縣對青年講《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強調自己「沒有依社會需要的標準去學時髦。我服從了自己的個性，根據個人的興趣所在去做……，希望青年朋友們，接受我經驗得來的這一個教訓」……唐德剛指「他這段話『個人主義色彩太重』，『浪漫主義色彩太重』，對社會國家的需要和貢獻『不實際』！」他認為，「胡適是『大學者』、『大使』、『大文豪』……總之是個大『有成就』的人。可是這個世界裡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說是『沒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這個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輩『沒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極少極少的『少數民族』。所以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學教育，是應該教育一個人怎樣做個『沒有成就』的普通人，一個平民，一個光頭百姓。」
唐德剛這番話看來成理，但我始終覺得是「怪論」。胡適勸青年成為「有用之人」，知所「上進」有何不可？至於能否成為另一個胡適，期之太高矣，胡適之意是根據個人的個性、興趣去做，成功與否，那又何必「計較」？而成功的「青年朋友們」，相信必定很少，必定成為唐德剛口中的「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光頭百姓」。
唐德剛與胡適是同鄉，是忘年交，在《胡適口述自傳》和《胡適雜憶》中，常見抬槓的文字，這種「行文作風」，還是唐德剛的「治史本色」。他曾把口述史學研究的態度分為「吹鼓手」、「槍手」和「殺手」三種。他說，充當訪問對象的「吹鼓手」和「槍手」都是不高明的，要做「殺手」，要通過和採訪對象的心理較量，來追尋歷史的真相。即是，受訪者每每喜歡自我美化、自我粉飾，乃至自吹自擂，史學工作者要靠大量的史料來印證，來「殺」他的「暢言」。
夏志清了解唐德剛，所以在為《胡適雜憶》作序時，決不「錯愛」，雖有「錯愛」之言，仍提出他諸多意見，決和唐德剛抬槓，指出他的錯謬之處。學術研究正需這種風氣，要做「殺手」，一味派糖，吃多了也膩，也違學術良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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