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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世界陷入財困，銀行體系財務狀況再度備受關注。圖為交易員在紐約交易所忙碌工作。 彭博社
中銀香港經濟研究處分析員林俊泓
迪拜世界陷入財困，銀行體系財務狀況備受關注，再次引來金融監管改革的反思。高槓桿為觸發金融海嘯的導火線之一，針對有關問題，有建議應為銀行槓桿比率設定上限。但預期相關舉措難於全球同步執行，且過去政府直接干預的效果亦不理想，提高資本充足率應較具針對性。
另外，向金融機構徵收保障流動性的稅項，讓銀行承擔倒閉的費用，亦有助減低「too-big-to-fail」帶來的道德風險。有關金融業薪酬封頂的措施存在相當爭議，在薪酬激勵計劃內，加入優先股和企業債券的元素，或能更有效改變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在後危機時代，新聞頭條已經不再被反危機措施獨佔，如何振興百業，讓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途更為市場關注。
只是，市場對「再平衡」的解讀，幾近全部落於政府該如何退出刺激措施之上，而對金融監管改革的討論卻已偃旗息鼓。直至迪拜世界延遲還債，乍暖還寒的銀行體系健康狀況備受關注，再次提醒投資者，經濟要真正實現「再平衡」，其前提將離不開金融體系監管改革的成功。
行文至此，也許讀者與筆者皆存相同疑惑，盈利壓力是否真的為金融機構採取高槓桿的唯一解釋？ 畢竟，即使最貪婪的金融煉金術師亦清楚明白，一旦過高槓桿拖累銀行走向崩盤，其巨額股權將隨之煙消雲散。銀行集體以高槓桿運作，恐怕不是一句「銀行家罔顧風險」所能解釋。歸根咎底，高槓桿的出現，是因為投行斷定華府不會讓系統性危機爆發所致。
只要把資產擴大至「大得不能倒下」的規模，一方面可透過高槓桿擴大盈利，另一方面可綁架行政機關的決策權，讓納稅人為其包底，收一石兩鳥之效，華爾街金融家當然願意往此押上所有籌碼。筆者個人並不反對對銀行家薪酬進行監管。有反對聲音認為政府無權指揮股東的資金調撥。
只是，一旦金融機構陷入財困，政府將被迫成為最大股東，單從股東權益出發推翻政府干預的論調，恐怕存在雙重準則。亦有論者指出，政府處於資訊劣勢，難以寄望訂出有效的薪酬標準。但若監管部門對道德風險放任不管，最終出手拯救受困企業時，所作決定同樣面對資訊劣勢，且劣勢不比前者為輕，目前建議方案只不過是兩害取其輕而已。
為了確保員工視提升企業長期價值為首要任務，監管機構或可考慮，規定金融機構在股權激勵計劃內加入優先股和企業債券的元素。由於優先股及企業債券持有者只能收取固定息收，其著眼點一般不在季度盈利指標，而聚焦於企業的財務穩健狀況。經濟學的基礎教條告訴我們，人的行為總能從改變誘因去引導。把優先股和企業債券放入激勵籃子，讓企業長期價值更大程度體現在員工的工作動力之上，應可較根本地改變其短期逐利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調整薪酬組成部分可以避開為薪酬設定上限的幾道難題。一是調整薪酬組成部分不至影響管理人員於風險管理的積極性﹔二是激勵籃子多元化可於金融機構整體執行，其作用不僅限於高層﹔三是議定後的籃子比重較為固定，免卻監管者頻密檢討的重責﹔四是即使金融從業者也不易判斷，在不同市況下如何調整三者比重方能使收益最大化，故其花費巨額遊說政客的誘因應該較低。綜觀考慮，調整薪酬組成部分，似乎比起薪酬設限，能為改變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開拓出更廣闊的出路。
迪拜世界陷入財政危機，觸發市場對金融海嘯第二波爆發的憂慮。顯然，方才踏入溫和復甦的全球經濟已無力承擔再一次的危機衝擊，金融監管者需從速尋找堵塞漏洞的出路，防止系統性危機再度形成。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與發生空難，調查員可從黑盒了解意外發生的原因不同，金融危機涉及如ABS、MBS、CDO 及CDS 等諸多複雜的衍生工具，且參與者之間關係縱橫交錯，找出釀成危機的原罪並不容易。
（摘自中銀財經述評，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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