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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政
很多年前，有個老人跟我說了一句話，讓人低迴不已。
這句話比維特跟斯坦的格言更見解明瞭，「萬事抬不過常理。」話糙理不糙，在哲學上就是「常識大於概念」。
邏輯學是哲學的一門，用紛繁的符號推演，以簡單的符號定論。這個符合邏輯。
讀陳志武教授《金融的邏輯》一書，有三點感受。
第一，此書絕不是「百家講壇」。第二，是言論集不是專著，但觀點一以貫之。作者的殷殷報國之情也可見一斑。第三，金融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門，但顯學並不是包治百病、縱貫古今的「元」學問。要把金融學跟「大國崛起」以及中國近代史拉到一起，與其說是顯示了作者的知識面的廣泛，不如存在一定的「學術障壁」。金融能解決一切，早解決了，輪不到大家在這裡還反思什麼金融產品和金融副產品的作用。
本書最大的「亮點」是闡述了儒家文化的違背現代金融邏輯的根源，或者說「親情的崩潰」。這個很有道理。但也很耐人尋味。
任何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作為一個儒家傳統大國，無法避開政統、道統以及學統的基本原則。國有國情，家有家情，有道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不掌家不知一家的難」，說中國不進步不發達是源於不會借貸、不懂金融，是無視歷史史實。歷史沒法假設，只有事實判斷，沒法價值判斷。
世間任何東西都有兩面性，金融也是如此，能推動生產力，也能造成危機。但片面地強調金融的偉大作用以至於到了文化解決層面，的確有些唯金融論的味道。
一個合理的有效的金融邏輯應該是促進產業，增加效能，有序有良心地產生社會貢獻而不是相反。這跟一切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揚人類正向價值觀的範疇是一樣的，文化如此，藝術如此，經濟也是如此。
科學是可以試錯的，可以證偽。但歷史不可以，歷史很「複雜」，不是科學。無法按照數理模型發展。當然，如果是這樣，歷史就不是歷史了。
作者區分了中國傳統金融依賴家族誠信（比如日昇昌票號）和現代金融依賴社會公民公信，這個很正確。但也恰好反證了中國近代的確無法發展出現代金融業來，這正如中古遊牧民族無法產生出與農耕文明休憩相關的稅母制度來一樣。作者舉美國獨立戰爭為例，說明了金融行為（個人貸款、發行國債、大舉接外債等）對戰爭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但這也明確證明了現代金融業的發展的確建立在大工業生產的基礎之上。試想，如果當時參加「大陸會議」的美利堅13個州的代表都是頭人、酋長，如何會產生大量的信貸行為？沒有大工業基礎產品以及土地的抵押，貸款一方無論如何是不會放貸的。
在這裡，我們不能無視中國近代幾次大的借貸行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降，對外大借款就沒停過，儘管有些是西方列強「逼迫」所為，但更多的是「中國」自願的。袁世凱為了稱帝而產生的「善後大借款」就為一例。在一個破敗的舊中國裡，借款拿來的並不是獨立和建設，而是為了內戰和破壞。這樣的對外借款，借得越多，危害也越大。所以與其說中國近代的「不長大」和西方國家日益強盛是金融的邏輯使然，不如說是歷史文化的大前提使金融沒法符合邏輯。這裡我們無妨討論一下辛亥時期的借款。孫中山從反清開始就大借外債，但大多借的是南洋、北美和日本華僑的私款（有點私募的味道），當時沒一個國家借給他進行革命的錢。這跟華盛頓的初衷相似，但結果大大相反。就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大部分革命證券都無法兌現。外債人家不借不是因為你革命不對，是你沒法拿出抵押。而私募的對象不同，民間資本期望的是革命勝利後的國家迅速近代化和現代化。這樣看，金融的邏輯一定要在歷史的大前提之下。再比如，紅軍在瑞金地區也發行過債券，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有邊區票等金融產品，但無一外國借外債給紅軍蘇維埃政府（蘇聯算物質和金錢援助，不能算金融信貸）。這樣看來，金融又得服從政治的邏輯。要早知道中國革命能勝利，美國的大資本家為何不投瑞金而投南京？好，宋美齡跑到美國借了一大筆錢後，的確幫助南京政府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但國共內戰之時的一筆筆大借款無疑是飲鴆止渴，國民黨政府流通貨幣驚人的貶值，金圓券漫天飛，結果是金融市場崩潰，腐敗大盛，連老蔣也無奈叫蔣經國出來「打老虎」。結果當然是打到自己家族頭上，不了了之了。
這樣看，不一定是國家越窮就越現代化，也不一定是民間越窮就越現代化。清代國庫存的銀子是不少，也不借外債，其之所以滅亡倒不是因為沒建立其現代金融制度使然，而相反是—沒有適合建立現代金融的基礎是無法使金融這一「怪獸」為社會為國家服務的。
話說回來，對目前金融危機的研究也成為顯學了，本人沒有發言權。但至少證明了一點，過度依賴金融的邏輯是不可靠的。當金融危機爆發之時，沒有一家金融機構或者研究機構認為金融出了問題，或者說沒想到出了如此大的問題。這個事實，想必能說是符合邏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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