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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匡政
最近摩羅的新書《中國站起來》，引來媒體熱議，我看到這本書很是詫異，這是摩羅的書嗎？雖然前兩年就聽說摩羅的改變，但未曾留意過他的文章。很快從網上看到徐晉如、余傑宣佈與他絕交的言論，想到我也是與他認識的。記得剛來北京那幾年，我與朋友去過他在通州的家。摩羅還給過我一部談教育的書稿，後來因出版社要求刪節的內容太多，沒有出成。我對摩羅過去對個人意志的張揚和文章的血性，還是有些印象的。
2009年聖誕節後，本來就有失語的感覺，看到摩羅《中國站起來》這本書，更讓我感到了一些悲涼。真的很難說這是一本書，書中滿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緒碎片，所有的論調都是武斷而不容商量的。雖然民族主義者也會表現出摩羅的這些特徵，我並不想給摩羅扣上一頂民族主義的帽子：一些狹隘的政治和社會理念，一種貌似政治正確的愛國情感，一堆充滿鬥志而缺乏理性的激昂言辭。通常一個民族主義者是很少關注社會正義、自由平等這樣一些對民眾更為重要的社會與政治議題，而把一切問題簡單地歸結於外來民族的壓制。
我想這個時代任何主義的學者，都不會反對民族認同、文化認同這樣一些理念，更不會反對傳統文化的傳承。然而一個理性的學者，會把文化認同看作是一個延續和變化的過程，而不會視為一種固定不變、僵死的特徵。文化認同或者一個文化共同體，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每一代都會經歷變化。每一代人對傳統存在的價值觀和公共記憶，都會有新的選擇和組合，每一代人也在向這個文化共同體中注入新的成分。然而，摩羅在書中所表達的所謂「中國文化」，似乎是一個不會發生變化的實體，所以摩羅把力量都用在了對五四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清算上了。
我從摩羅這本書中最初讀出的一個詞，就是「敵意」。對五四精神的敵意，對西方文化的敵意，包括對魯迅、胡適和蔡元培這樣一些文化先驅的敵意。我不知道這份敵意的來源，如果真如摩羅所言中國站起來了，這份敵意更顯得沒有來由。這種敵意若是發生在外族侵略和威脅，或是國內受其他族群壓迫的時代，或許我還能理解。然而發生在這個四處宣揚「大國崛起」的今天，我真的不明白這種憤怒來自何方？只有把自己局限在一種狹隘的思想情感和知識體系中的人，才會產生這種憤怒型的清算和革命意識。
首先摩羅對五四精神的理解就非常偏頗。摩羅所指責的胡適，一直反對把五四稱為啟蒙運動，他認為五四是中國的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在回顧五四時他說過：「由於接觸了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刮掉其表面，你便會發現，它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中國的根柢。」胡適之所以堅稱五四是文藝復興，在意的正是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革新而非摧毀。至於啟蒙運動的提法，強調的則是這場運動的政治意味，那不過是後來歷史教科書中的說法。而被摩羅指為「中國精神大崩潰」之「旗手」的蔡元培，對傳統文化更不是像摩羅說的那麼態度決絕，他曾公開說過儒家的五倫五常，除君臣一倫不合時代外，其餘諸倫與「仁義禮智信」五常都具有普適的道德價值。蔡元培還以自由、平等、博愛，來解釋儒家的義、恕、仁。
其實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採取的多是一種認同的態度。中國真正割裂了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其實是在1949年之後。這從台灣教育體系一直把儒家文化當作哲學基礎，也可以得到佐證。
摩羅還有個提法叫「中國精神大崩潰」，雖然聳人聽聞，仍然似是而非。如果中國精神真的大崩潰了，又是什麼支撐中國人走到了今天。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指當下社會價值觀的缺失，我想這是當今學者都認可的一個現實，但如果把原因歸結為五四精神和西方殖民者，無疑把帳算得太遠了。即便是西方文化也是有自身的精神和價值認知體系，如果真的有「中國精神大崩潰」，那麼西方的精神和價值認知為何沒有在中國落地生根呢？
我們知道，價值觀一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國家的文化與傳統，一個是宗教。當下中國價值觀的缺乏，是有歷史原因的。改革開放前，社會價值觀主要由政府管理，基本上阻隔了民眾與中國文化傳統和宗教的聯繫。1980年代後，政府雖然放鬆了對社會價值觀的管理，但也未着手恢復民眾中國文化傳統或宗教的關係。於是，權力和財富在人們的意識裡，漸漸就成了一切價值的中心。
所有的價值體系中，在常識與終極認知上都是相通的。比如任何價值思想，都把真實看作最高信仰，基督教是這樣，自由主義是這樣，儒家也是這樣。《中庸》中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的意思就是真實，是儒家的一個中心價值。在儒家看來，真實是自然的法則，而尋求真實，是做人的法則。在中國當下，真實無疑是最為稀缺的一種價值資源。無論民眾還是政府，只有把真實當作一切思想和行為的最高準則了，社會價值觀才能找到一個基本的立足點。
但一個顯然的事實是，一個國家對精神或價值的尋求，不是建立在對其他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敵意之上的，這從中國歷史上多次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可以得到證明。未來對中國精神或價值的追尋，不僅要與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相呼應，更得與人類的普遍經驗相溝通，這兩者之間是沒有矛盾的。任何把兩者對立起來的觀念，都是幼稚的，因為只有外來文化才能重新刺激我們對文化傳統的新理解，成為一個民族集體記憶中一個新的組成部分。即便在一個民族主義者那裡，變化與吸納也早已成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理念。而今天我們如果要建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更得建立在中國近百年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認知的基礎上。因為這百年的歷史是任何人無法跳越過去的。
至於摩羅說的「幾百年來西方人不斷妖魔化中國人」，更是一個不值得一辯的論調。只需舉一個例子，便會發現這裡「西方人」、「中國人」這樣的說法是多麼的不準確。比如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大多西方學者都承認受過儒家思想的影響。德國學者利奇溫認為：「孔子成了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保護神……也成為歐洲的興趣中心。」而美國學者顧立雅更得出了「中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原動力之一」這樣的結論。至於啟蒙運動中的一些大思想家，像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更是承認與儒家思想的淵源。如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說：「再說一遍，中國的儒教是令人欽佩的。毫無迷信，毫無荒誕不經的傳說，更沒有那種蔑視理性和自然的教條。」 霍爾巴赫認為「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美國學者顧立雅還認為，人權宣言至少在人性平等、自由的道德律和人民有權反抗暴政這三個方面，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增援。這樣的觀點太多了，在此不便一一列舉，但顯而易見，肯定有很多西方人並未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妖魔化」的態度。
當然，用一篇短文來反駁一本書，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但從以上這些例證，至少可以表明摩羅在寫作《中國站起來》一書時，無論是在觀念論證上，還是在對人類文化的態度上，都抱着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敵意和情緒或許是促使摩羅改變的動因。從摩羅的這種改變，我再次感覺良知對一個知識分子的重要。這是中西方學者都極為重視的一個理念。王陽明把良知定義為人對生命意義的特有意識，認為聖人和俗人，古人和今人，都擁有一個共同的良知。他不僅把良知看作萬物本體，更看作是人類的共同的目的與歸宿。盧梭對良知也有與王陽明類似的解釋，他認為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與生俱來地就有一種正義和道德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上帝賦予我們的，這個原則就是良知。可以說，對良知的尋求，不僅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更是人類共同的使命。有了這種共通的良知觀，再來看這種對西方文化的敵意，無疑更能感到它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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