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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磊
前不久，有機會讀到周有光先生的《朝聞道集》。周的字裡行間，盡是對中國文化的憂思與期待。讀罷，感慨之餘，也有很多想法。
從1840年以降，一直到今天，中國傳統文化始終處於一種模糊和莫名的曖昧狀態之中。一方面，民眾意識到，中國的積貧積弱，根源在於文化和體制，故而積極向外（主要是西方了）尋求精神的資源。另外一個方面，傳統文化被閒置和擱置，成為中國落後挨打的替罪羊。
但是，平心而論，中國近代的落魄，歸根結底在於體制、經濟和軍事而不僅僅在於文化。文化在社會生活和朝代更替中所起的作用畢竟有限。實際上，傳統文化中固然糟粕不少，精華則也為數不少。所以，一股腦兒否定傳統，可能連孩子帶水都給潑出去了。
當今世界，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在於人權和個人價值的尊重。西方在文藝復興以後，人從神學的陰影裡擺脫出來，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與此截然相反的是，東方的中國卻日漸專制。雖然到了明朝，士大夫群體也曾經試圖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變革，但是實際上作用仍然是有限的。至於滿洲人建立的大清帝國，則無疑走向了中國數千年以來的專制的頂峰。
面對以西方主流價值觀念為主導的人類社會，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制高點上來看，如何安置東方的傳統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能為人類貢獻多少有價值的東西，都是頗讓中國人焦慮的事情。
歷史學家許倬雲在《許倬雲談話錄》中談到：「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沒有在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放下力氣。……所以，不能單純地說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從字面上來看，許倬雲所講的「不能單純地說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恐怕有以下幾層含義。
其一，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關於中國或者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的豪言壯語就鋪天蓋地。在這個階段裡，中國完成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獨立。
其二，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並且努力融入了國際社會。
其三，但是，純粹經濟領域的「站起來了」，並不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體制之外，尚有文化立國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三十年來，在這個問題上，無論物力還是人力的投入上，付出很少。
當今世界，恐怕不僅僅是中國，人類精神的淪落問題似乎是一個共有的現象。比如，在西方，因為誠信出了問題而導致了金融危機。就這一點而言，重建人類的價值觀念恐怕是一個相對長久的工作。至於中國，在現有以西方文化為價值主體的結構中，如何建立和發掘出能夠閃光的理念，為人類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實際上是非常必要的。
就這一點而言，許倬雲提出了以下觀點：「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鬆人的思想，一定要放鬆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無疑，許倬雲認為，文化領域的開放仍然是第一要義。只有出現特立獨行的大師和大師級的思想，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才可能出現。而這種文化領域復興的前提則是體制上的「鬆綁」。此外，許倬雲將希望寄托於「有大義而為的政府」。當然期望政府能夠主導這種文化上的重建工作。
就上述觀點來看，許倬雲的思考無疑是有價值的。而假如真的如許先生所期待的，則中國文化上的站立，就不是一句空話了。 （《許倬雲談話錄》許倬雲口述，李懷宇撰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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