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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讀書圖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盧嘉琪
最近內地出版了一本名為《風塵誤：朱熹與嚴蕊》的「歷史小說」，據稱在上海書展亮相後，備受關注和好評。內地讀者稱此書：「有彌足珍貴的歷史意義」，而且有「翔實的史料和生動的描述」。「生動的描述」是小說創作及吸引讀者的一個重要原素，而且劉湘如是一流的作家和編劇，在故事情節編排上的功力不容置疑。至於「翔實的史料」，一直以來以朱熹與嚴蕊案為主題的戲劇、小說，均以筆記小說及民間的道聽途說作參考，所以依據的史料是否翔實，極需要進一步考析。作者在書中申說：「要揭示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這一段『官員狎妓』案始末，揭示朱熹理學中『克人慾』的片面和虛假」，這個觀點也值得考量。
朱熹與嚴蕊故事之構成
南宋淳熙九年（1182），發生了一件轟動當時朝野的事件。理學家朱熹一共上了六道奏摺彈劾唐仲友，史稱「台州公案」。關於唐仲友的生平資料極少。據現有的資料記載，他於淳熙七年（1180）奉命到浙東台州出任太守之職。淳熙九年浙東諸郡發生旱災，朱熹此時出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在赴任途中，遇到台州災民向其申訴官司催稅緊急，以致被迫離鄉別井。朱熹遂於在七月至九月間共上六道奏摺，指出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罪行。「台州公案」的結果，不但大大打擊了唐仲友的政途，也引起了當時士大夫界的一陣哄動。
朱熹與唐仲友之間的瓜葛，以及引發此事的主因至今仍是一件疑案。有云是呂祖謙（1137-1181）與唐仲友有嫌隙，而朱熹主呂，故抑唐；又有言陳亮（1143-1194）本欲為妓脫籍（明人胡應麟認為此妓就是嚴蕊），但為唐仲友所阻撓，因此懷恨在心，在朱熹面前搬弄是非，遂成彈劾之事。原因眾多，莫衷一是。惟此事在當時轟動一時，除了士大夫嘩然外，社會人士對此亦議論紛紛。特別是朱熹指責唐仲友踰濫官妓，與營妓嚴蕊有染一項，經後人的渲染及穿鑿附會後，往往被視為朱熹貶抑女性的憑藉。
當代學者周學武指出，唐仲友曾就朱熹彈劾上疏自辯，可惜這些奏疏並沒有流傳後世，唐仲友踰濫嚴蕊一事，朱熹彈劾唐氏的奏疏成為唯一的官方資料。至於最早的民間流傳，應緣自洪邁（1123-1202）的《夷堅志．吳淑姬嚴蕊》一節：「台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佰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嚴蕊酷刑，而係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點刑獄，因𡸷決至台，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即判從良。」
其大致內容為嚴蕊因與唐仲友有關係，被牽連下獄。朱熹為了令唐仲友入罪，所以對嚴蕊嚴刑迫供，迫令她供出唐仲友種種罪行。然而在酷刑之下，嚴氏寧死不屈。及至岳霖上任，重審案件，岳霖要她作詞自辯。嚴氏隨即創作出〈卜算子〉一詞，岳霖最後將她釋放。
《夷堅志》版本深入民心，故事中嚴蕊被塑造成節義女子，朱熹則是為報私仇的小人。朱熹對待嚴蕊的殘酷手段，亦成為「反朱熹」者的話柄，因此每論嚴蕊之事，多有主唐抑朱的情況。南宋末邵桂子《雪舟脞語》及周密（1232-1308）《齊東野語》亦據此批評朱熹對待嚴蕊的手法，例如邵桂子謂唐仲友及朱熹：「數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閒氣耳』。悅齋眷官妓嚴蕊奴，晦庵捕囹圄。」他認為朱唐之間只是意氣之爭，朱熹為報仇而將唐氏的寵妓下獄。《齊東野語》則云：「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周密認為朱熹利用嚴蕊與唐仲友之關係為借口，欲加罪於唐氏，因此嚴蕊只是朱唐之爭的犧牲品。
南宋以後，論者每論及「嚴蕊案」多遵從《齊東野語》所述，認為朱熹欲報一己之私怨而犧牲嚴蕊。明人對此議論更廣，凌濛初（1580-1644）話本《二刻拍案驚奇．硬勘案大儒爭閒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即以此作為藍本。作者藉唐仲友抒發了對朱熹等「道學家」的不滿：「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風痺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東西。」又認為嚴蕊案中的朱熹利用嚴蕊報私仇，反而令她名垂千古：「為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個下賤婦人，反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個好結果。有詩為證：『白面秀才落得爭，紅顏女子落得苦。寬仁聖主兩分張，反使娼流名萬古』。」及至清代仍有不少人對朱唐與嚴蕊故事有所討論，如清人紀昀（1724-1805）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蕊一條，其事蹟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近人余嘉錫（1884-1955）《四庫提要辨證》更進一步言：「夫唐宋之時，士大夫宴會，得以官妓承值，徵歌侑酒，不以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懷樂籍，形之歌詠者，風會所趨，賢者不免。仲友於嚴蕊事之有無，不足深詰。」
余氏認為唐仲友與嚴蕊即使有踰濫之事，實不必如朱熹般「大驚小怪」，因為唐宋以來官員宴會常有官妓侑酒唱歌，即使是名臣、賢者也在所難免。當代學者張邦煒亦認為南宋政府規定非公筵是不可用妓樂的，但在實際環境中，士大夫幾乎無不與娼妓為濫，因此成了官場中互相攻擊的憑藉，朱唐台州公案亦由此而來。 （上．待續）（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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