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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鳳
兒時的我很自卑，在唱歌、體育這樣需要博出位的科目上分數從沒超過4分，我以為大聲唱、快步跑都是那些強壯、漂亮孩子的專利。
雖不敢放聲，但收音機中《馬兒，你慢些走》、《克拉瑪依之歌》、《在太行山上》這些父母熱愛的經典啟蒙了我最初的樂感。無論是激越飆升的高音還是行雲慢板的低音，都讓我默默感受着音樂的快感。
文革推翻了一切程序。學不能上了，所有的老歌都不能唱了，以頌歌為主的革命歌曲撲天蓋地而來，浸沒了我那剛走出混沌的世界。跟所有的同代人一樣，我立即就學會了所有的「紅歌」。
從《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到《阿佤人民唱新歌》；從《沁園春──雪》到《長征組歌》；從《老房東查舖》到《老兩口學毛選》；從《語錄歌》到《瀏陽河》；從《白毛女》插曲到所有的樣板戲唱段，我都無師自會了。於是從李鐵梅唱到阿慶嫂，從楊白勞唱到江姐。而從小鍾愛的「劉三姐」歌本，卻只能悄悄藏在書櫃裡。
雖然父母都被關了「牛棚」，但突然開始的獨立生活，卻讓我湧動着生命的喜悅。忘了自卑，我大聲地唱了出來。做飯時唱，洗衣時唱，洗澡時唱，上下樓時也唱；忽略了歌詞的意義，沉浸在旋律的五彩中。
更多的時候，是在夏天的夜晚跟小伙伴們坐在樓前台階上唱。深藍色的夜幕下，晚風習習吹拂着臉頰。雖然吃自己瞎烙的糊餅，卻擋不住青春歡樂。一天有個夥伴說我的聲音很特別，讓我受寵若驚。想想，大概是悲悲切切的童年，讓我哭壞了眼睛喊出了嗓子。
我家廚房對着大街，一天鄰居阿姨買菜歸來對我說：「在馬路對過都聽到你唱歌了，哪裡是唱，簡直是在喊，一點兒內容都沒有！」我羞愧地反思：到哪兒去找內容？那時既不懂聲樂的表現技巧，更不知音樂是蘊含人類情感的浩渺世界。革命歌曲給我的啟蒙就是：喊着痛快！
一天，有位玩伴讓我去她家聽留聲機，她那熱愛音樂和戲曲的父親被關進秦城監獄。她把厚厚的深藍色棉布窗簾拉上，小心翼翼地打開那台老式留聲機，《敖包相會》的歌曲如流水般飄了出來，像一道清亮綺麗的天邊霞雲，立即俘獲了我的心。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好聽的歌兒！可惜，那時這樣言情的民歌都成為被禁的「黃歌」，更不用說《外國民歌二百首》裡的那些歌了。
去東北兵團後，在天寒地凍的單調勞作中，唱歌幾乎成了唯一的安慰，當然只能唱紅歌，一次我在稻田中唱了幾句《敖包相會》，立即被匯報說我唱黃色歌曲而挨了批判。「黃色」那時是攻擊人品格的最好武器，凡是與情有關的一切，都被冠之以「黃」。連隊裡男女生連話都不說，有的女生為示革命連情書也上交。
青春的勃勃生機讓我饑不擇歌，廣袤的黑土地是舒展嗓子的好地方。無論是鋤草還是收割，勞動時唱歌都在無意識中通暢了聲音的管道。田野的清新氣息與歌聲交融着，讓體力勞動成為至高的享受。雖然歌詞都躲不開政治色彩，我依然愛那些有濃郁民族風味的曲子。有個大眼睛的哈爾濱女知青，邊洗床單邊教會我唱《我們新疆好地方》，茅草房中迷漫着白色的水氣，她用略帶沙啞的迷人嗓音，唱出西域晚霞下的田園風光。還有個天生麗質的興凱湖女知青，能用無比甜美的嗓音唱《人說山西好風光》，讓我在東北大草甸邊也陶醉於汾河的嘩嘩流水。
男生班集體躺坑上哭着想家時，有個會唱全套《外國民歌二百首》的上海男生特受歡迎，他成了爭相邀請的歌星，每天晚上輪流去各男生班演唱憂鬱的歌。那個靦腆瘦弱的上海知青，總是暮色中坐在村邊井台上吹口琴，吹的都是憂鬱而深情的外國民歌。連長是抗美援朝復員的四川大兵，不知《外國民歌二百首》是什麼東西。為了安撫知青強烈的思家之情，就對吹口琴、唱外國歌等「小資調」聽之任之。
後來我學會了那時流行的俄羅斯歌曲《三套車》。那種深沉的憂鬱很適合茫茫蒼天下的皚皚雪原。相比激昂的紅歌，我更愛悲傷的民歌。在雪原中唱《三套車》中那匹疲憊的老馬，歌聲帶着寥廓的純淨，在藍得耀眼的天色下。
轉去河北插隊後，農民都忙着餬口，沒人在乎你唱什麼。於是我在夕陽下的高粱地裡又唱起《敖包相會》，那歌深得老鄉喜愛。村裡的半大姑娘小子們除了「紅歌」就不再會唱別的。老鄉想聽《敖包相會》時，就對我說，唱個《高粱地兒紅》吧！
學小靳莊的運動中，沒有任何音樂素養的我被請去夜校教歌。教的是當紅政治電影《青松嶺》插曲。唱着「長鞭子呀那個一甩」的村姑們，嗓子是天然的清脆柔美，可惜只能喊革命歌曲。多年後，我學會了《回娘家》這個河北小調，每逢唱起時眼前就浮現出村邊那蜿蜒的小河，高高河岸上的飄飄垂柳。雖然當年那村兒窮得毫無詩意，老鄉想吃塊醬豆腐都買不起。
回北京當工人時，「領導階級」的光環正在消退。眼看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進車間，沒幾年就變成黃臉婆，我迷上了《紅樓夢》中的「葬花曲」以在隆隆機床聲中用悠長淒婉的曲子哀悼那些迅速枯萎的青春，唱別人也唱自己。直到我參加了自學考試，以英語單詞和唐詩取代了纏綿的悲歌。
勞動與學習之餘，我唯一的休息還是唱歌。上夜班時就在空曠的車間放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通俗歌曲取代紅歌煥發出勃勃生機，民歌也從禁錮中解放出來。於是從《敖包相會》唱到《小城故事》；從《外婆的澎湖灣》唱到《蝴蝶泉邊》， 千姿百態的歌讓苦行僧般的日子光鮮起來。考試敗得最慘的那次，我下班向西騎車在長安街上，在血紅的夕陽中唱《哭也是歌笑也是歌》，心豁然靜了下來。
「車間歌手」當慣了，借調到廠宣傳部也邊打雜邊輕聲哼唱，領導從緊鄰的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注意一下影響！後來，在漫長的記者生涯中，只要上路我總是邊騎車邊唱歌，歌聲隨風飄去，像個城市的「遊牧族」。《東方之珠》的端莊、《掌聲響起來》的激情、《南屏晚鐘》的意味深長，都伴着我在路上。
女兒從崇拜張信哲和王菲中長大，我卻最愛韓紅、劉歡和羅大佑。我從羅大佑的歌中憶起自己的青澀歲月，從韓紅的歌裡感悟有有豐富層次的人生。我再不大聲喊，更愛傾聽。走在大街上，聽着被當成「古董」翻唱的紅歌，個性的嗓音演繹出歌的滄桑，「紅太陽」的CD成了被獵奇的時尚。
當我有了能支配的一點兒閒暇，便發現同代人都參加了雨後春筍般的合唱團。從「將軍之後合唱團」到「北大荒戰友合唱團」，從社區合唱團到校友合唱團再到民主黨派合唱團，人人都在唱，人人都在飆《青藏高原》的高音。
有個朋友說周末去陶然亭公園，見到大群如癡如醉唱老歌的草根，不由也加入吼了一曲《紅珊瑚》，那叫一個痛快！中老年人成了公園歌手的主力，從奧林匹克公園到景山公園，都有着以知青、老三屆等「新新老人」為主體的合唱團，唱的都是半個世紀前傳過來的紅歌，那些歌承載着一代人逝去的青春。
或許，每個人都想在歌聲中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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