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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估計是清乾隆期間的官印。 資料圖片
龔敏迪
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說：宋真宗時的宰相呂夷簡「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扃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即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訊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官印被竊用，就是權力的被挪用。宰相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他的權力被挪用了，可以辦的事情當然也是非同一般的。可是這樣的事情卻是「時或竊用」，似乎並不罕見，不過呂夷簡畢竟在這以後，採取了防止再出現要用印時不見了大印的尷尬事的措施。
但官印被人盜用，似乎也是難以杜絕的事情，以後蔡京當宰相時，大印也經常被人盜用。《揮麈後錄》說：他防止被人盜用所採取的辦法是，用完了印，貼上封條，第二天再用時，「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稱一稱分量是不是正常，確定在裡面了再拿出來用。這就等於默許了他那幫手下人，可以用為他賣命去換取和他一起分享胡作非為的權力。果然：「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府第，翌日入省，稱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對於下屬的這種不法的膽大妄為，蔡京表示那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問起蔡京時，他解釋說：「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惶耳。」偶然來不及放回去而已，人家肯定也是因為有不得已的急事嘛。這本來就是不可曝光，只能心照不宣的事，盜用的人也不能公開還出來，如果追查的話，為了消滅罪證，就只有銷毀大印了一個辦法了。到那時候，就正如呂夷簡所說：「牽連抵罪者亦多矣」，那可都是自己有用的人，況且自己也是有責任的，這不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嗎？
不過，宰相失印，失印以後又不追究，也不是宋朝才有的，《南部新書》記載了唐代裴度任宰相時，有一天忽然發現政事堂的大印不見了，大家不免驚惶起來。裴度採取的辦法卻是：「即命張筵舉樂」，弄得一時「人不曉其故」。等到大家酣飲到半夜，果然有人來報告說：印信又回來了，於是彼此極歡而罷。事後，裴度的解釋也是：「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冊府元龜．銓選部》說：在裴度任宰相之前，唐玄宗已經有過規定： 「印記不得委其胥吏」，但看來實行起來還是有難度的。
丟了大印，如果不能讓它自己回來，又沒能隱瞞住，那就有點不妙了。《淵鑒類函》記載了一個發生在北宋的故事：禮部郎官何洵直掌管的大印不見了，並且弄得皇帝也知道了，皇帝便要從嚴懲治他。有趣的是：這時的宰相呂公著，正是呂夷簡的兒子，他對追查失印過失將引起的後果，當然是很明白的。所以他對皇帝求情說：「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後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原來這也是下級報復上級的一個手段，哪一天不高興了，故意悄悄把大印藏起來，或者乾脆把印毀了，就可以去要脅他了，或者讓他吃點苦頭，都是不在話下了的。結果皇帝還是聽取了呂公著的意見，讓何洵直僅受薄懲就完事了。但《萬曆野獲編》記載明朝禮部尚書胡熒的失印，似乎就沒那麼輕鬆了。明宣宗初年，這位在禮部尚書任上已經三十餘年的胡熒，竟然在此期間「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前兩次明宣宗看在他是前朝老臣，過去又深受明成祖寵信的份上，就都放他一馬，但到最後一次，終於忍不住讓他嘗了一嘗蹲監獄的滋味。最後是「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這個「偶獲」就很值得玩味，是因為別的案子牽連出來的呢？還是部吏故意為之呢？
當官的是不是為周圍的人謀利益，也是他是不是能夠得到擁護的條件。但如果以放任周圍的人胡作非為，來換取他們來支持自己，為自己賣命，那肯定是在故意損害了更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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