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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專聯會會長 楊志強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妥協是政治的靈魂」，民主社會的公民必須樂於以妥協辦法解決他們的分歧，這是民主所有條件中最為重要的條件。在香港的政制發展過程中，存有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只有各方面利益的妥協平衡，香港政制才能穩步向前發展。
港人社會是一個具有妥協精神的社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先生4月14日下午就港府公佈的政改方案發表談話，指出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已經朝着擴大民主成份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值得香港社會共同珍惜，他真誠地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和立法會議員本着包容、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順應廣大香港市民的熱切期望，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修訂方案，積極推動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並進而為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時間表實現普選創造條件。香港的回歸，其實是中國與英國相互妥協的結果。在「一國兩制」構想確立之前，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長期和艱苦的談判。既然是談判，就有妥協。而談判所達成的最終結果，也是互作讓步的結果。因此，在本質上，「一國兩制」是妥協的產物，不只是中方有妥協，富有妥協傳統的英方也有讓步。可是，中國究竟向誰作出了妥協？英國究竟向誰作出了妥協？從表面上看，中英是相互作出了讓步。但是，中國作出的妥協，使香港直接獲利，香港的成功就是中國的成功。而英國作出的妥協，保住了英國在香港的龐大利益。可以說，在本質上，中英都對自己的核心利益作出了讓步。港人由當初對「九七大限」的恐懼，到後來對中英妥協的歡迎和對「一國兩制」的擁戴，亦顯示港人社會是一個具有妥協精神的社會。
漸進—妥協是民主政治典型模式
漸進—妥協是近現代民主政治發展最典型的模式。政治妥協不僅是一種現實的政治現象，而且已進入現代政治文化層面，在一些國家產生着深遠影響。這裡，筆者以英國、美國為例加以闡述。英國的政治發展，具有明顯的妥協特徵。一提到英國民主發展中的妥協，人們往往想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其實這一歷史可大大提前，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和1258年的《牛津條例》，這些英國歷史以及世界憲政史上的重要文件，即可視為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妥協。鬥爭與妥協的總趨勢，是使英國政治制度緩慢發生本質的變化，使英國的民主政治緩慢但穩定而有序地向前發展。長期以來，各種極端主義思潮難以在英國掀起波瀾，而英國政治與社會的進步總是以溫和、漸進的方式完成，即是明顯的例證。英國哲學家羅素(Rusell)指出，英國人承襲了典型的喜歡妥協的傳統，在社會問題上，他們考慮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美國自建國以來的兩百多年時間內，建立起了世界上最為複雜的民主政治體系，這一體系是憲政（constitutionalism）、分權(check and balance)、共和(republic)、民主（democracy）、自由(liberty)、自治（autonomy）等政治精神與美國殖民地經驗的現代融合，呈現為不同於歐洲的獨特政治形態。美國政治文化中也有着對妥協的高度認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達爾在其《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中就指出：「在美國政界和社會，人們普遍非常珍視妥協。」(Robert A. Dahl：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1982.)美國學者本尼特則指出：「自憲法制定中開始的妥協傳統，流傳至今已成為美國體制的一個優勢。今天，許多美國人把妥協看成是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美德並給予它一個價值性的名稱：實用主義，意即當原則不能起作用時犧牲一點原則以取得一些能產生實效的東西。」(W.Lance Bennett, Inside The System: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Power in American Politics, Hat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p.67.)
反對派應借鑒英美的妥協精神
眾所周知，民主政治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確立與穩定發展，不能沒有妥協精神的支撐。彌漫於英國歷史中的妥協傳統，在哲學上的反映是經驗主義，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保守主義。近代保守主義的先趨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就很看重妥協，他認為政治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問，政治的環境特別複雜，這就要求政治家要有審慎的態度，要精於妥協之道。妥協在美國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事實上，美國憲法本身就被認為是「一捆妥協案」。在美國制憲先賢們看來，真正的民主政體不是要求社會意見與意志的同一性，而是允許多種意見和利益在一種有秩序的體制下妥協共存。美國奠基者的制憲意圖，是為了「建立協商民主制度」(to establish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劍橋史學大師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1834－1902）說：「妥協是政治的靈魂。」（Compromise is the Soul of Politics）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教授卡爾．科恩（Carl Cohen）認為，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民主社會的公民必須樂於以妥協辦法解決他們的分歧，並認為這是民主的所有條件中最為重要的條件。在民主政治下，妥協不僅是一種制度安排，而且是一種文化，一種行為方式。
香港反對派一直十分讚賞甚至崇拜英國、美國的民主政治，但為什麼不讚賞和借鑒英美民主政治中的妥協原則和精神呢？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是妥協的制度。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妥協意味着發生衝突的從政者在政治過程中，通過作出讓步來解決衝突，沒有妥協，就只剩下衝突。在香港的政制發展過程中，存有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只有各方面利益的妥協平衡，香港政制才能穩步向前發展。
協商民主的基礎是妥協
自美國克萊蒙特大學的約瑟夫．畢塞特教授（Joseph M. Bessette）1980年首先使用「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Majority Principle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1980）這一概念以來，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協商民主理論已經成為當代西方學術界一種新的民主理論範式。「協商」是指為了達成妥協而進行的對話。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協商就是一種重要的交際方式。在古希臘的城邦政治中，500人大會、陪審團制度都是政治生活中人們進行協商的縮影。中國政治文化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和」，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和為貴」，都是把「和」當作政治的最高境界，其中也深含協商的過程。
協商達成的共識建立在公共理性和責任的基礎上，協商民主以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共識為目標，協商的遊戲規則是參與者普遍擁護的法律程序。喬曉陽先生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普選時間表用「可以」而不用「必定」，所強調的就是必須依照法定程序辦事。香港是法治社會，最注重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辦事，能夠理解和認同用「可以」，是依照法定程序辦事，而用「必定」，則是不依法辦事。但奇怪的是，策動「五區公投運動」的一些資深大狀，卻偏要人大承諾2017年和2020年「必須」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普選呢，難道人大可以剝奪「五步曲」中第三步反對派議員的否決權嗎？現在已經到了香港民主發展的十字路口，人大2007年的決定，明確了本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為本港打開了普選的大門，但怎麼進入這個大門，還須要一步一步走。現在，2012年的政改已經到了第三步，立法會將要審議和表決方案，立法會議員應避免再次綑綁否決的結局，應通過政府方案，為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普選立法會創造有利條件。本人呼籲社會各方繼續溝通，理性對話，增強互信，務實包容，爭取實現富有智慧的妥協，讓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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