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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日益崛起，開展公共外交是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提升中國形象的重要手段。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崛起，在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實務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謂公共外交，就是向國際社會更好地解釋本國的立場，提升本國的形象，從而達到化解國際社會對一國產生的疑慮和阻力，最大程度地爭取構建一個有利於一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與實務外交相比，公共外交等於是國家的對外公關事業；但與實務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又有着一系列相關而又不同的特點，其歸納起來是：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鬥爭
首先，對象不同。雖然實務外交也日益顯示其全方位的特點，但主要還是以國際社會的政界、企業界、文化界、軍界為主要訴諸對象。換言之，實務外交針對的基本上是對某一國家具有足夠影響力的精英階層。但公共外交首先訴諸的應該是某一國家的民間社會，亦即對其決策或精英階層具有潛在影響力的廣大民眾。
其次，手段不同。如果說，實務外交在中國迅速發展期需要處理的是每天在實際層面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政治糾紛、貿易衝突、戰略敵意、突發事件等，其主要手段每每以政治鬥爭為主，那麼公共外交處理的則是作為上述種種矛盾之基礎的某一國家的民間認知。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鬥爭顯然不是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甚至完全不應是公共外交的手段，而應代之以與某一國家民意的溝通。
換言之，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今天，如果說化解來自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意、猜疑、誤解或不安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那麼實務外交與公共外交所承擔的任務是完全不同的：實務外交可能須以鬥爭為主，其載體和訴諸對象首先是雙方政府及其立場；而公共外交則須以溝通為主，其載體首先是雙方民間及其認知。
而要做到這樣的從對象、功能到方式和風格上的區分，首先就要求人們對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種種情緒做邏輯、細緻的分析，用中國傳統政治語言來說，亦即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思想對話 高屋建瓴
就一般政治層面而言，人們近幾年從西方政界感受到的，似乎更多的是戰略猜疑乃至敵意（雖然其間還需要做許多細緻的分析）；但這只是中西關係中的一個方面。作為西方對華猜疑和敵意的社會基礎，西方民間對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其實充滿了疑慮、不安和焦慮。但這種心理失衡首先不是敵意，而是人性、自然的反應。
從過去500年乃至1000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500年前的西方崛起和東方衰敗為標誌，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如果說，500年前西方崛起、東方衰敗是過去千年東西方秩序的首次調適，那麼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當中國崛起在過去幾十乃至百餘年日本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的基礎上開始發生時，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東西方秩序再次調適的新階段。
當然，這個調適的進程才剛剛展開，其更為深層的效應和意義將在未來幾十年乃至數百年得以清晰化。與相對表層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調適相比，東西方心理秩序的調適是一個更為深層和微妙的進程；前者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方式，往往會受到後者的不自覺影響和掌控。在這一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環節，客觀審視和理性梳理東西方過去數百年的歷史及其導致的雙方心理秩序的現時狀態，就顯得十分重要和有意義。
抓住人性 重視媒體和知識界
這當然是一個思想史的話題，聽上去相對比較抽象和空泛。但無論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還是從中國化解西方疑慮和敵意的角度，中西方思想對話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高度，也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制高點。有了這一制高點的高屋建瓴，人們才能從策略層面上有更多的思考和策劃。
從策略上說，最佳的公共外交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訴諸民間團體；從方法上，針對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應抓住人性的部分，在人性的基礎上展開溝通和對話。在這方面，須十分重視對西方民間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界和媒體，針對一些西方媒體大牌專欄作家、西方知識界代表人物的工作宜在有策略的基礎上系統地展開。
但這些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的送往迎來，而須選擇國內學術、思想界和媒體界的有代表性的人士與之展開具有思想高度的溝通；所謂的對話也絕非站在自身立場上的各說各話，而是站在人類共同精神和思想屋頂上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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