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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上海世博會和北京奧運一樣，是中國崛起進程的產物，那麼無論是兩年前的奧運外交還是現在的世博外交，不但應站在中華民族自身的高度，同時也應站在人類共同的高度；不但應成為崛起期的中國與國際社會溝通的平台，而且也應成為崛起期的中國與國際社會一道，梳理共同情緒的契機。
上海世博會開幕，全球近兩百個國家參加，同時一些國家的元首也親自前來參加世博會開幕式。繼兩年前的北京奧運之後，上海世博會成為崛起期的中國再次展現風釆的機會。有海外輿論認為中國有矯枉過正之處。但筆者倒是認為，了解中國近代史的都可以知道，百年奧運和百年世博背後，其實是中國的百年振興之夢，這對於中華民族的一個特殊發展階段而言無可厚非。
上海世博會外交不但是一個公共外交的課題，同時更是一個東西方思想對話的課題。表面上看，這個話題似乎距離上海世博的籌辦和組織工作很遠，但中國崛起所遇到的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反應，與其說只是一個技術或政策問題，還不如說更多是一個心理秩序調適的問題，而解決心理秩序調適的問題，與其說可以靠外交政策，還不如說更多地需要東西方民間情緒梳理和思想對話。
從這個意義上說，給世博外交增加一點思想的元素，恐怕並非多餘的努力，而恰恰應成為世博外交的題中之義。
西方的茫然與人類的挑戰
從過去幾百年的世界歷史來看，文藝復興之後西方崛起，同時東方衰敗，東西方秩序（其中包括經濟、文化和心理秩序）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換位。西方世界在過去幾百年裡經歷了工業化和現代文明的發展歷程，其中既包括物質現代化，也包括精神現代化。無論是西方的物質現代化還是精神現代化，都為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寶庫帶來了豐富的寶藏，使包括中國和東方世界其他國家在內的全人類而為之受益。
在這過程中，西方現代化在完善人類的同時，也完善了西方世界自身，具體說來就是：西方現代化早期產生的殖民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與西方現代化中期產生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理念，構成了西方現代化過程的一體兩面；但由於西方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成熟進程，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殖民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逐漸退居二位，而自由、民主和人權則成為西方精神世界的主流。
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當遇到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的迅速發展及其衝擊力，西方從政界、輿論到民間開始產生一定的焦慮和茫然情緒，自由、民主的理念與西方中心主義在西方集體精神世界的深處展開博弈和鬥爭。但這不是西方單方面經歷的挑戰，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精神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
亞洲現代化：全新的使命
亞洲一百五十年前以日本為起點，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中國的現代化是繼日本之後，給人類心理秩序帶來的第二次也是更大的衝擊。過去百餘年，亞洲現代化一直處於艱難的探索之中，其中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學習和探索，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探索。亞洲現代化如何不但給亞洲國家，而且也給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人類做出貢獻（一如西方現代化當年曾使全球受益）？這是亞洲面臨的挑戰，也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在這方面，中國應當而且也能夠與西方國家一起，共同梳理這一人類共同挑戰給雙方帶來的心理衝擊。中國和西方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勁的思辨傳統，因此具備展開深刻思想對話的基礎；相信以我們雙方的深厚文化底蘊，這一梳理一定能為人類帶來共同、深刻的思想啟示。
梳理共同邏輯 提供共同指引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中國和西方由於現代化的起步不同，因此雙方目前實際上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和認知階段。再加上雙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因此雙方的部分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價值觀以及對各自核心利益的理解都截然不同。但這不應成為雙方對話的障礙，而恰恰應成為雙方對話的基礎。
中國的發展是站在過去幾百年包括西方現代化在內的人類共同寶庫肩膀上的新的發展。無論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有人性的弱點；面對中國高速發展這一重大事件，中國和西方均會產生某些思想上的盲點和茫然。中國願與西方世界的人們一道，站在人類共同的思想屋頂上，共同梳理雙方的情緒，探索雙方未來共同的思想軌跡和行為規範，並為人類在本世紀超越過去數百年大國崛起和大國權力博弈的邏輯提供思想指引。
上海世博會歷時六個月，其表層一定是耗時費心的組織工程和安保工作，但世博的組織工作其實從第一天開始就已融入了公共外交的成分。公共外交如何不只是簡單的送往迎來或形象展示，而是切入到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深層，通過六個月扎扎實實的工作，在推進中國與國際社會深層理解方面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上海世博會由於有六個月的時間，實際上可以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一個極佳的機會。在這方面，需要有人進行精心的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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