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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
鄔春立
「反思真正的異端是什麼，我只找得到一個標準，便是：在與我們觀點不同的人眼裡，我們大家全是異端。……絕不應強使別人接受某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卡斯特利奧
當納粹淫威籠罩歐洲大陸的時候，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無所畏懼地寫下《異端的權利》這本書，隱射納粹的獨裁統治。當直言現實的可能性遭到阻滯時，人們往往傾向於歷史的言說，然而事實上，這種歷史言說全部都指向現實。
現今的我們身處一個多元主義時代，是否信仰神已經成為一個無足緊要的事情。然而，我們應當歷史主義地來理解歷史。中世紀是一個神權高於世俗王權的時代、一個火刑合法化的時代、一個人們相信審判他人關於上帝的信仰是他們的責任的時代。當時的法律明文規定，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上白紙黑字寫明：否認三位一體的刑罰是死刑。因此，無論是在羅馬教會，還是在新教的國家裡，塞文特斯都被視為一名徹底的異端分子，無論他在歐洲哪個角落被發現，都會被處以死刑。
這是一元化神權思維的必然邏輯。然而，一切歷史行為的合理性只有在絕對標準與相對標準的縱橫向比照之中才能得到確認。在茨威格時代，相對於神權，立足於多元主義的人權和現代人文精神顯然成為了更高的衡量標準。在這一標準中，人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生命是人權的核心。無論什麼宗教、什麼主義，如果用奪人生命的方式來「捍衛」，那麼它所得到的一定不是「人」所需要的，更非神所期許的。失去生命的精靈將持之以恆地向歷史宣佈殺人犯不能赦免的罪行。以這一標準來衡量這一歷史行為，茨威格發現了在神權普照之下人性的殘忍一面。
他發現，雖然在加爾文所寫的著作中，在他所行的許多事情上，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時代，指出了一條寬容與自由，政府與宗教分離，每個人應以自己的良心來相信上帝的路，但是在處理塞文特斯事件時，加爾文與他同時代的人還是沒有兩樣——同樣認為塞文特斯是「那個自取滅亡的……異端分子」，並為處死塞氏辯護。其實，在這裡茨威格告訴了我們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常識性真相：說出真理、制定信條的領袖未必是堅持真理、執行信條的信徒。更何況，精神自由既是人文主義的核心，也是基督思想安身立命之所在，還是憲政民主國家制定律條不言而喻的憑托。早年醉心於人文主義思想的加爾文，一旦把世俗特權和宗教神權集於一身，立刻用他一個人的「自由」剝奪所有其它人的自由，甚至不惜用火刑來消滅所謂「異端」，這和其它專制獨裁者的作法毫無區別。加爾文在日內瓦的宗教改革首先就從泯滅人性開始。
塞文特斯是加爾文的朋友，也是虔誠的新教基督徒。唯其虔誠，才在「加爾文的《聖經》」——《基督教原理》的空白處密密麻麻寫上批語，然後送給加爾文，期望能與他進行真正深入的探討。他還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書稿抄一份送給加爾文。這書稿叫《基督教補正》。所謂「補正」，補的正是《基督教原理》之不足。在塞文特斯的文章裡，塞文特斯僅僅是堅持對《聖經》持與加爾文不同的解釋，便把加爾文逐漸激怒。加爾文通知中間人讓．弗萊隆，說自己太忙，不願再與塞文特斯通信，他甚至發出威脅：「若他竟來此地，則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權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離開。」於是，殺機一步一步地逼近塞文特斯。
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以令人發怵的筆調描寫了宗教改革先驅加爾文對塞文特斯施加火刑的慘景。茨威格寫道：「當火焰在塞文特斯周圍騰起，他發出的叫聲駭人之極，許多旁觀者轉過臉去，不忍看那可憐的場面。濃煙立時籠罩那扭曲的身體，然而極度痛苦的叫聲越來越響，終於變成了一聲尖叫的哀求：『耶穌，永恆上帝的兒子，憐憫我吧！』與死亡的搏鬥足足持續了半個小時。而後煙消火滅，在灼熱的灰燼上面，靠近燒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嘔的團塊，一灘噁心的膠體，早失去了人形。」而加爾文則躲在一邊，直到下一個星期天，仍然披上法袍，向會眾宣揚他的「偉大功績」去了。加爾文這一歷史行為激起了無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憤怒。幾個世紀以來，吉本、巴爾扎克、伏爾泰等都曾表示出自己的抗議，然而其中最激動人心、最振聾發聵的聲討來自加爾文同時代的卡斯特里奧——「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他的吶喊不啻一道劃過夜幕的閃電，永遠閃爍着人性的光輝。
神聖的東西，一旦沒有了寬容，便很容易被人們用來當做冠冕堂皇的口實，從而製造罪惡。你看，十字軍東征何如？文革何如？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獨裁者都宣稱自己握有真理，代表歷史進展的正確方向，他們會巧妙利用社群心理，煽起轟轟烈烈的暴民活動，輕而易舉地把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異端」（僅因信念不同的人）拖往刑場，燒殺、斬首、絞死、溺斃；或者關進牢獄、判刑、勞改；再或者戴上這樣那樣「帽子」，批鬥、遊街、管制、監督勞動……消滅肉體、折磨肉體的深層原因是強行灌輸自以為是的理念，以鞏固獨裁專制。在他們那裡，「寬容」是不存在的，宣揚「寬容」則將馬上獲罪。在他們那裡，從來就沒有將保護生命和追求所謂「真理」等量齊觀。
獨裁者如此，整個社會又如何呢？很多情況下，人們都對外界的不明確事物具有一種畏懼感，而畫地為牢地沉浸於自己所熟悉的圈子裡，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讓別人跨越，這樣讓他們感到安全。往深處挖掘，其實人們是將陌生的事物敵視性地對象化了，它們與個人主體的關係被認為是對立性的，不可通約的。一切人情的冷暖都源自這種不正常心理，一切個人之間的仇視衝突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也源於此。
人類思維訓練的一個結果就是，人總是更容易將其反面作用的惡的力量和事實銘記於心，甚至當作神靈膜拜，以求免災。而對許多正面的善的力量和事實卻更加健忘。恩格斯說，惡是人類文明前進的一個車輪。這句話很容易受到人們的誤解。事實也恰恰如此。也許，有人會說，這種敵對性思維和行為是人類自我防禦本能的反映。然而，吃飽的蛇尚且懂得讓青蛙在身上悠閒行走，人類卻未必這樣。
表現在人際交往中，則是人們在實施交往行為之前就常常預先將對方惡魔化了，而漠視對方善的因素。與此相應，一旦人們覺得有能力把握和控制善惡，他們更加傾向於對惡的懲罰，而絕少考慮對善的褒獎。所以不妨說，人是防禦性的人，社會是防禦性的社會。而處處時時防禦的結果，則是人性災難的連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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