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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對「通俗」一詞，闡釋得甚為仔細。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張贛生的《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卷首有「凡例」六則，其中有兩條說：
「本書不涉及民初『鴛鴦蝴蝶派』之文言小說。」
「本書不涉及模仿西方文體之新文藝小說，包括偵探小說。」
有此囿限，徐枕亞、程小青等人的作品自是不在論列。「凡例」又云：
「本書對重要引文，一律在正文中說明出處，其餘不一一詳注。」
但有等「注」，卻顯「胡混」，如頁三十一：「譬如志希《今日中國之小說界》（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一月）」，究竟發表於何處，張贛生沒說；又如頁三十五：「魯迅在《有無相通》（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同樣犯此病。其餘的就不一一列舉了，這當非一部嚴謹的論文著作。不過，這確是一部資料甚為豐富的作品，作者還得「一些民國通俗小說作家或其親屬之熱情幫助」，得了不少珍貴資料，再而自行挖掘，「花費了約三十年的時間」，終成二十七萬六千言。
這書的第一篇〈通俗小說辨〉，最為可讀。張贛生強調「『通俗』原是中國小說的根本屬性，是中國小說藝術生命之所在」，又說：「中國小說自其確立時起就與通俗拴在一起」，「正如吃飯必然用嘴，只須說吃飯就夠了，無須再說甚麼用嘴吃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那麼，何時才有「通俗小說」這詞呢？張贛生說，這全是「誤會」：「元末明初，羅貫中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羅氏標明『通俗』二字，原有特定的針對性。」所謂「針對性」，是指與正史之不同，「演義」是演說正史之義。「正史」本不通俗，「演義」之後文不甚深，通乎眾人。可見，羅貫中用上「通俗」這詞，是有其原因在焉。這正如《隋唐志傳通俗演義》、《東西漢通俗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等，至如《水滸傳》、《西遊記》等便不用「演義」二字。到了明末，馮夢龍編輯《三言》，「忽略了羅貫中『通俗』的針對性」，將唐傳奇與宋評話的文體，悉歸為「通俗小說」。自是，「通俗小說」一詞沿用至今。近世還把「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對立起來，紛擾不已。
其實，在五四時代，新文化大將如胡適和陳獨秀，都沒有反「通俗」，陳獨秀說：「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胡適更明碓的說：「文學的基本作用還是達意表情，故第一個條件是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達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使人決不會誤解。」但其後西化漸興，現代主義的侵佔，「通俗小說」被貶，形成了所謂「雅俗對壘」的地步。
張贛生說，既然「『通俗小說』一詞流傳漸廣，天長地久，約定俗成，我們也就不必強行正名了。」但我還是服膺倪匡將小說分為「好看」和「不好看」的二分法，這看似「粗略」，但確有其深層意義。「通俗小說」有精品有糟粕，「純文學」何嘗不是！我們何必分雅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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