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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近日有學生向我問及《解體我城》一書，遂匆匆再閱一遍。這書評論香港文學，其中一個重點是本土意識的不同面向。研讀三十年代至二千年代多種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初步的論點是，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在不同年代具不同的方向，而本土意識並不等於對地方人事的肯定，也可以包括對地方的否定和批評。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許多作家如徐訏、趙滋蕃、馬朗、徐速、劉以鬯等人自內地移居香港，本只作暫居之想，待時局轉移便可回內地本家，不意一住多年。他們當中的部分，於五六十年代經香港再移居他鄉，部分長居香港，他們的作品每多反映對此地的疏離、批評和否定，這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
《解體我城》一書中的文章，就由這種對香港的否定和批評的作品談起，討論本土意識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面向。因應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狀況，認識香港文學以至台灣文學的個別性發展，才能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全局，因而本土並不狹窄，反而是通往普遍之途，正如抗戰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所提出，地方認同並不與民族認同相矛盾。
《解體我城》論及的問題，部分上溯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作為導言的〈本土及其背面〉已舉引過抗戰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及三四十年代作品，如望雲的《人海淚痕》、黃谷柳的《蝦球傳》和侶倫的《窮巷》等，但因應篇幅而未有在其他篇章作個別專論。有關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是可以上溯至三十年代，我對這問題很感興趣，也還有許多討論空間，希望他日有機會再整理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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