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如何看未來美國、大陸和台灣三方關係。馬英九在強調兩岸和平穩定，反對美國參戰的同時，又強調台灣需要美國武器維持兩岸和平。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如何看美台軍售的問題。從台灣內部角度看，美台軍售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對台支持是維持兩岸和平唯一的法寶；從大陸角度看，美台軍售是破壞兩岸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坦率講，兩者都未能觸及兩岸安全結構的本質。

　第三、如何建構一個建設性的兩岸關係。其中既包括北京如何跟馬英九互動，同時也包括北京如何與民進黨以及與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綠營民意的互動。畢竟，兩岸關係存在兩個結構性問題：一、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二、台灣民意的主體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綠營民意和更小一部分「台獨」極端思潮。

　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如何既照顧到大陸的民意，同時也照顧到台灣的民意，而且照顧到台灣問題在整個地區戰略格局中不可迴避的微妙角色。所有這些都是這次馬英九一不小心打破了戰略模糊之後，各方應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民意溝通：兩岸關係基礎性工程

　就民進黨方面而言，蔡英文表示願意與北京不設前提對話，不管其背後有多少選戰的考量，其實同樣折射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困境。由於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和地區戰略角色日趨重要，民進黨已不可能對大陸採取「鴕鳥心態」，這就是民進黨十年政綱願意就其大陸政策展開討論的背景。但對北京而言，與民進黨及其代表的台灣綠營民意對話，恐怕也是無法長期迴避的問題了。

　就目前而言還很難設想，在可預期的未來北京會在民進黨不願意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下，願意跟它展開全方位對話。但如上所述，兩岸關係雖然近兩年大幅改善，但有兩個結構性問題不容迴避，即兩岸政治定位和台灣綠營民意。兩者本質不同，但在台灣目前時空背景下卻又相輔相成，互相影響。

　如果說兩岸政治定位是兩岸關係中的前沿工程，其課題之敏感和難度之大都可想而知，那麼北京與台灣綠營民意的對話則是兩岸關係中的基礎工程，它需要花費更大的心力，也需要更為耐得住寂寞的心態。必須指出，綠營民意其實是一個不甚嚴密的表達。對今天的台灣而言，主體意識是跨越藍綠界限，尤其是台灣年輕一代的主流意識，其對未來任何一位台灣領導人都會形成某種牽制作用。

　就目前而言，兩岸關係雖然在第一步非敏感議題上進展不錯，而且許多內容也已深深嵌入到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之中，未來民進黨很難，即便上台也很難立時推翻，但必須承認，兩岸關係的更為重要和深層的問題並未解決，甚至尚未觸及。因此，如何讓兩岸關係不可逆轉，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兩岸關係：「等不得」與「急不得」之間

　對北京來說，兩岸關係發展至今，實際上處於「等不得」和「急不得」的兩難之中。首先，雖然許多人對馬英九有諸多不滿，但畢竟馬英九是台灣六十年來對兩岸關係最有建樹的領導人；然而馬英九的任期是有期限的。若馬英九2012年無法連任，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即使他2012年能夠連任，最多也就能夠連任一次到2016年。屆時，兩岸若還不能就未來發展達成一個相對合理的框架，那麼兩岸關係出現逆轉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這就是兩岸關係的所謂「等不得」。

　然而，兩岸關係的任何框架又都受制於台灣內部民意的整合，尤其是台灣主流民意對其領導人的牽制。而恰恰無論是台灣內部民意的整合，還是兩岸民意的溝通和化解，如上所述都是極其艱巨的基礎性工程，這又是所謂的「急不得」。這種在「等不得」和「急不得」之間的茫然，在最近大陸的對台學者思維中也有所反映。

　去年下半年，有大陸對台學者發表文章，認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其關鍵就是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但也有大陸對台學者接連撰文認為，兩岸關係有其內在發展規律，大陸方面必須尊重這一客觀規律，不要在不適當的時機提出不適當的議題。這種觀點區分了「和平發展期」與「和平統一期」兩個不同的概念，認為兩岸關係即使進入「和平發展期」，它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基本特徵依然沒有改變，兩岸關係依然將在曲折與反覆中前進。這種觀點同時認為，要仔細研究馬英九的政治性格及其處境，不要把「和平統一期」的任務提前到「和平發展期」來完成。

　兩種觀點各有其內在合理的邏輯，實際上都是對兩岸關係根本邏輯的深層思考。當然，兩岸關係還有另一種邏輯，即隨着中國大陸繼續發展，無論是中美戰略態勢還是台灣在其中的籌碼都會發生微妙變化，時間應該在北京一邊。但這一邏輯假設因素過多，即便具有合理性，也不意味着兩岸關係間就可完全無為而治。因此，任何現實主義者都還是應建基於目前兩岸關係的結構來思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