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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島聖堂的大成殿。 網上圖片
趙 堅
（接上篇）再回到聖堂，當明治政府導入現代學制時，也是率先在聖堂的基礎上建立了高等學府，因此說湯島聖堂是日本現代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也不為過。三百多年的風雨滄桑，聖堂歷劫災難，光江戶時代便遭逢四次大火，關東大地震時劫難最重，除了一幢門牆外，全部焚毀。現在的規模是1935年根據舊制以鋼筋水泥重建的，1945年竟然躲過美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不能不信是美軍有意讓其作為珍貴文物而倖免的。這是學術之幸，斯文之幸，為江戶文化留下來一座有形的紀念館。
薄暮降臨的時候，我和友人出了正殿，開始參觀其周圍庭院。正殿前的廣場上，有幾處祈願榜，掛滿了祈願牌，日本人稱其為「繪馬」，據說起源於平安時代，當時有錢人家給神社奉納馬匹，因為過於昂貴，逐漸改為容易籌措的木馬，後來變成時下通行的版繪。聖堂在戰後成了就學就試的祈願場所，希望入學以及各類其它考試成功的學子和社會人往往來此祈願。我們翻檢了不少「繪馬」，祈願者來自全國各地，祈願對象多為各類大學和官方的資格考試如律師、護士等等。在中國，祈願之後，如果遂願，祈願者常常會返回報答神祐。但是我在上百枚的「繪馬」裡，竟然沒有找到一枚表示謝忱的。我問友人，他也說日本的文化習俗裡，似乎只重祈願，了願之後不必謝恩，使我有些愕然。
這裡也可以看出日中文化細部的歧異之處。我們國人向來重視「報」的文化，「報仇」、「報恩」，是人子的天生職責。「三矢報仇」，是後唐有名的軼聞，「毛寶放龜而得渡」，也是民間津津樂道了幾千年的故事。「一箭之仇」，「一哺之恩」，若未得報，行臥不寧。中國文化，是重視歷史、重視回顧的文化，講究傳承，講究報應。相反，日本文化更重視現世，往事如流水，逝者如煙，恩仇不必斤斤相報，所以遂願了也不必再返回一次，以答謝神祐之恩。日本廟宇裡也常常有施主捐獻的廊柱旗牌等，但多為祈願時所捐，很少看見有還願之物。而在國內，舊時還願，往往會去捐個香爐門檻什麼的，來表示念念不忘神的恩典。
大成殿正殿之外，聖堂還有一座外苑，日本式庭院，相當典雅精緻。庭園裡樹着碑文，記載着聖堂的歷史，最顯眼的還是一座一個台北團體捐獻的巨型孔子塑像。據說原先擬將塑像置於大成正殿孔子牌位處，後來考慮堂內氣氛過於肅穆，不如置於園內，可以讓參拜客和遊人更便於親炙。我也覺得置於園內比較合適，但理由是塑像過於巨大，置於堂內有些不倫。不過現在堂內的孔子塑像規模過小，在昏暗的光線下觀瞻時，常常眉目不清。園內的孔子銅像神情嚴峻，左挎一柄長劍。孔子為士，當然習劍，而幹遊諸侯時，也當然秉劍。史載孔子魁偉，精通劍術，因此以劍作為身外長物也不為過。但是已經作為文化符號的孔子，我以為不是挎劍，而是攜幾冊書簡更為合適。或者至少書劍並攜，也有文武弛張互補之意。單獨攜劍，缺失平衡，而且也不合讓人親近的初衷吧。不過，歷史人物本來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可以各有詮釋，千人千面，不必定於一說，由着後人去見仁見智吧。
最讓我動心的莫過於園角上的學舍。學舍在聖堂正門的右首，普通平房，毫無雕飾，中間為事務室，兩邊有三間教室。進門兩側的牆上貼滿了各類講座介紹，還有漢學家的書道展覽，書桌上陳列着在此講學的漢學家的著作，如石川忠久先生的一冊新近刊行的精裝書就堆在桌上待售。左邊的大講堂裡，一位碩儒模樣的老者正在講讀《孟子》，右邊兩間教室在講《素問講讀》和《論語素讀》，學生多為中老年，聽講神情專注。友人告訴我，因為聖堂的名氣，很多出名的日本漢學家都以能在這兒講學為榮，所以設帳者中不乏名師。日本的很多大學都在教授漢語，基本上都是教養類的基礎語言課，即便漢語專業的也以基礎課程為主，很少能講到專題如《論語》、《孟子》和老莊諸子的，而這些專題常常設在社會講座，甚至是廣播講座，在日本，一周能聽到幾回。有人講，當然有人聽。就像聖堂舉辦的專題講座，有很多的參加者，漢學的香火，代代相傳，不絕如縷。
現代物質文化，凌轢一切前代遺留下來的文明，很多都沒有闖過適者生存一關。漢學在現代社會的命運，已經引起過幾代中外學者的關注。孔子的學說，是否能成為現代東方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副作用的解藥，尚未有結論。在全新的文明價值觀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尤其像在中國這樣的飛速轉換之中的國度，儒學中不少價值，我覺得還是應該繼續讓其發揮作用，因為正在填補真空的外來的或新出的價值觀，未必見得比儒學的價值觀更能彌合發展所帶來的缺失和分裂。在日本這一高度現代文明的社會裡，儒學以及其它的舊價值觀，依然在彌撫商業擴張所引起的社會躁動，在法律之外，給社會帶來穩定因素。所以這一脈精神深流，還在通過像湯島聖堂這一類舊文明的遺存，默默地流淌，給現代社會補充精神養料。
離開聖堂，友人帶我去了鄰近的俄羅斯東正教尼古拉教堂。西洋風格的穹頂建築，大堂的拱門緊掩着，未能進入裡邊一睹究竟。旁邊的一座小禮拜堂卻開着大門，黃昏裡，門首點起了蠟燭。除了我們兩人，只有一位中年女士，在門口的長椅上面無表情地坐着，看着風中搖曳的燭光，彷彿在等着什麼人前來相會。堂內矗立着一尊受難的基督塑像，不由得使人心情抑鬱起來。俄羅斯文明衰弱之後正在復甦，中華文明墜地之後也在崛起，處於兩種文明相峙之間的日本，怎麼接受這種巨大的張力呢？
湯島聖堂不單單作為文物，而且作為一股日本社會的精神深流，它能挺過二十一世紀嗎？想着這樣嚴肅的問題，不免讓人有些惆悵和緊張起來。 （作者趙堅，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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