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人民幣升值利大於弊

紫荊雜誌記者

　踏入三、四月份，擾攘已久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陡然升溫。美國從國會議員、財政部官員到奧巴馬總統，紛紛力壓人民幣升值；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亦紛紛表態；全球頂尖經濟學家，紛紛加入戰團；國際貨幣金融市場，更是炒得不亦樂乎。

　此次人民幣匯率爭拗，已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國外各種聲音甚囂塵上，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人民幣匯率本身的判斷。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發佈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對目前流行的各種觀點進行了深入剖析，並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觀點。

匯率政策不應受外部影響

　在4月1日發佈的《人民幣匯率彈性化宜早不宜遲》研究報告中，張明博士指出：美國之所以重啟人民幣匯率爭端，有經濟與政治兩方面原因。經濟層面，在消費與投資增長乏力的前提下，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控制經常項目赤字兩大目標的最佳手段是刺激淨出口。政治層面，在失業率高企與中期選舉在即的背景下，挑起人民幣匯率爭端有助於爭取選票。

　這一外部壓力，令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如果在外界壓力下讓人民幣升值，難免有屈從於外界壓力之嫌；另一方面，如果對來自主要國家的集體訴求置之不理，可能會損害中國試圖建立的負責任大國之聲譽。張明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政策是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中國政府應該本着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來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既不能因為外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就升值，也不能因為外國要求人民幣不升值就不升值。

升值對出口的負面影響被誇大

　目前，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最主要理由是：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出口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影響增長與就業。張明指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可能被誇大了：（1）決定中國出口強弱的主要因素是外需變動，而非人民幣匯率變動；（2）在中國的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佔據半壁江山。人民幣升值在提高了最終出口產品價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成本；（3）根據中金公司的一項研究，對中國的25個行業而言，如果人民幣升值5%，只有5個行業的利潤率會有所下降（最高下降1%），而有19個行業的利潤率將有所上升（最高上升2%）；（4）即使是中國的服裝鞋帽等低附加值行業，在2006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期間，它們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也不降反增，這說明中國出口行業對人民幣升值的調整能力可能被顯著低估了。

　在3月30日發佈的題為《人民幣升值預期、短期資本流動及其影響》研究報告中，張斌博士對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中國出口企業進行的經驗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預期對出口企業利潤和出口規模不足以帶來顯著負面影響」。該報告指出，面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中國企業採取了多種積極應對策略；根據有關調查，65%的企業採取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的措施，59%的企業採取了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措施，以應對人民幣升值。另外，2005年至2008年間，人民幣升值還使得中國的貿易進口節約成本約1.2萬億元。

誤讀「日本泡沫」教訓

　目前，反對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下，放任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可能導致日本泡沫經濟重演。在4月7日發佈的研究報告《匯率升值：日本和德國的經驗教訓》中，徐奇淵博士詳細分析了日本和德國的經驗教訓，指出兩國同樣經歷了「堪稱比翼雙飛」的大幅升值，但兩國經濟境遇卻有天壤之別，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日本宏觀經濟政策不當、採取了過於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而不應把日本「失去的十年」全部歸結為日元升值的外部因素。

　1985年9月，西方五國達成的「廣場協定」，規定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對美元升值。從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兩者分別對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國經濟的表現卻是截然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熱度一直高於德國；而在90年代初，日本經濟經歷了泡沫破滅，並開始了「失去的十年」；與此同時，如果不考慮兩德統一的衝擊，則德國經濟始終保持了2%左右的溫和增長。

　日本和德國經濟的不同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同各自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關。在日本，由於決策者嚴重高估了日元升值對經濟的衝擊，因而採取了過於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為「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筆：其一，過於寬鬆的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金融政策，導致國內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大量資金湧向了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其二，過度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減少了日後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當經濟真正面臨困境的時候，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已經大受約束。

　同期的德國馬克也經歷了大致相當的升值幅度。但是與日本不同，德國政府持有完全不同思路的經濟政策取向。在貨幣政策方面，德國民眾對二戰時期的通脹刻骨銘心，這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具獨立性和穩健性聲譽的德國央行，歷任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均以穩定物價水平為首要目標。在財政政策方面，1982年堅持新自由主義的科爾當選德國總理，並一直當政到1998年；從1982年至1987年，德國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由3.3%單調遞減到了0.4%的水平；同時，科爾政府亦大力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德國經濟的長遠競爭力，進而導致了德國和日本在匯率大幅升值之後的迥異表現。

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

　拋開帶有各種雜音的爭論，人民幣升值不僅是大勢所趨，而且對中國經濟有利有弊、利大於弊。張明博士指出：人民幣升值可以引導資源由製造業流向服務業，進而改變當前製造業過度發展、而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遏制國際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而產生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人民幣升值可以弱化中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遏制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從而緩解外部流動性湧入對中國物價與資產價格的衝擊。

　隨着中國經濟的強勁復甦，維持現有匯率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首先，儘管人民幣能夠維持對美元匯率的穩定，但這是以人民幣對歐元、日元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匯率波動為代價的。考慮到目前歐盟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這意味着，即使從穩定中國出口出發，維持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都並非上策。

　其次，兩國之間匯率的相對變動，應該由兩國經濟相對基本面來決定。從長期的勞動生產率來看，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顯著高於美國。從短期的經常帳戶餘額、財政餘額與債務餘額來看，中國對美國存在持續的經常帳戶順差，美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高於中國。這意味着未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是大勢所趨。讓一個相對實力不斷增強的貨幣去緊盯一個相對實力不斷衰減的貨幣，這本身也不利於前者的進一步國際化。

　在4月6日發佈的《走向再平衡：終結出口導向型創匯政策》研究報告中，余永定博士指出：在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塵埃落定、美國財政狀況每況愈下的今天，匯率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人民幣是否低估抑或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影響國際收支，而在於我們是否還打算繼續大量增加外匯儲備，以資源、環境、教育和血汗為代價繼續大量積累美國的借據。至於人民幣匯率本身，余永定認為，「人民幣升值有利也有弊，但我始終認為，人民幣升值利大於弊」。

最大可能是漸進可控升值

　余永定博士認為，「中國的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應該從中國的長遠利益出發，而不應因美國的反對或不反對而改變。……不管美國人說什麼，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的利益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張明博士指出，幅度可控的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以及增長與就業的衝擊是有限的，且人民幣匯率彈性化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當前最可能的選擇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日波動區間，實現人民幣的漸進可控升值。

　同時，為了避免漸進式升值策略導致的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政府必須一方面加強對違規資本流入的管制，增加熱錢流入的成本，另一方面必須控制國內人民幣信貸水平、通過增加供給的方式把資產價格控制在合理範圍內，降低熱錢流入的激勵。 (轉載自紫荊雜誌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