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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懷念的「我們仨」。網上圖片
王文靜
「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這是詩人拜倫寫給情婦的一段話，被錢鍾書先生翻譯得生動典雅，如此意遠情舊的古體文字來釋解陪伴錢氏走完一生的楊絳先生最合適不過。
錢氏夫婦是中國當代知識界的伉儷瑰寶，其學品人品高山仰止，無人匹敵。儘管鍾書先生已經駕鶴西去，可那些褒貶「方鴻漸」的「圍城迷」都還記得那個高智商高學問的錢先生，而對依然健在的楊先生無不深深惦念。但凡讀過楊先生寫的《我們仨》的讀者，都會被先生筆下描述的家庭生活感動得流下眼淚。
先後失去丈夫和女兒的將近百歲的楊絳先生，依然在寫作不停，工作不止。她說，家裡的一切都保持着錢先生在世時的舊樣。先生每天就坐在丈夫生前坐着的大寫字檯旁，忙着她人生未竟的工作。
眾所周知，錢鍾書活着的時候，從來不見記者，不上報紙，也不上電視，甚至所謂的一些學術活動都不參加。錢先生去世後，楊絳也如出一轍。先生只忙她份內的事，堅守着她和錢先生的文字世界。一本《我們仨》，記錄了一代頂級學術佳偶的前塵往事，還有一本很難翻譯的書，名字叫《斐多》。
在翻譯《斐多》的時候，先生說：「我這幾年活過來就不容易。我為什麼要翻譯《斐多》呢？這是一本非常難翻譯的書，我就是想把精力全部投入進去，忘了我自己。」忘了自己，其實要忘掉作為鍾書妻子的自己，忘掉錢瑗母親的自己，忘不掉的是寫書、譯書、整理丈夫遺作的自己，這是她份內的角色，份內的工作。
即將百歲高齡的楊絳先生說：「不想活得太長，因為活着實在很累。」那是因為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鍾書先生先她而去，她一生最好的作品錢瑗也走在她前面，人世間，只留下她一個白髮滿頭的老太太孤影獨對。她說：「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沒有做好一個媽媽，妻子做得也不夠好，女人做得也不夠好。」可是當母親和妻子的雙重角色在失去了它的存在意義後，才讓她感到活着實在很累。
可是作為翻譯界的一代學者，她的成績實在無人堪比。為了翻譯《堂吉訶德》，楊絳先生在一九六○年年初開始自學西班牙文，兩年後開始翻譯，一九七六年完成。這十六年裡中國政局風雲變幻，文革期間她受了常人無法想像到的苦難：無休止的批鬥，被剃成陰陽頭，大熱天戴頂假髮，悶熱難捱，步行上班，任務是掃廁所。廁所被她打掃得一塵不染，連水箱的拉鏈都擦得乾乾淨淨，而且透氣通風，沒有臭氣。可誰會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掃廁所的竟是輝煌巨著《堂吉訶德》的中文譯者。
在《我們仨》一書中，楊絳寫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十二年的輪迴，孤身隻影的楊先生沒有停下腳步，在寂寞孤單的世界一隅，在屬於自己份內的文字煙塵中的默默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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