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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鳳凰衛視評論員
香港2012年政改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由此不但贏得了此次政改方案通過的局面，使香港政制改革終於可以不再原地踏步，而且也為溫和反對派的理性溝通路線，提供了一個可以繼續思考和探索的有益契機。
香港立法會經過馬拉松式辯論，在24日和25日分別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議案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議案。此次關於香港政改方案的爭執，其激烈和驚心動魄一如零五年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的情形，不同的只不過在於，在2012年政改進入最後階段，出現了峰迴路轉的局面，「拋錨」五年的香港政改之船終於揚帆「起錨」，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向前邁出實質性的「一大步」。
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背後
關於此次香港政改方案通過的背後因素，香港已有不少輿論予以評論，歸納起來無非是認為：第一，北京對港思維開始趨於開明和務實；第二，香港建制派內部的開明力量起到了建設性的溝通作用；第三，香港民主黨趨於理性，由此不但推進了香港政改的步伐，緩和了與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而且也至少開啟了該黨自身的轉型，並為該黨未來在香港政壇上的更大作為作了鋪墊。
這些評論都有其正確與合理之處，但筆者還想指出的是，此次發生在香港民主黨與北京中央政府之間的溝通的進程，其實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來看，亦即香港「一國兩制」如何走出目前拘泥於事務性細節的困境，走向更大格局，從而對香港起到正面和建設性的作用。
毋庸置疑，香港回歸中國十三年來，香港尤其在政治領域裡爭議不斷，幾度甚至引發嚴重衝突。但從寬泛的意義上說，分歧和衝突乃「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題中之義，所謂「一國兩制」下井水不犯河水或雙方相安無事，充其量只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已。但「一國兩制」之下，各方究竟如何處理衝突，則不但是一個現實政治的策略問題，同時更是一個需要從戰略上予以思考和探索的問題。只有從戰略上理清了有關脈絡，各方才能思考其應對和化解衝突的相關策略。
提煉「一國兩制」的戰略精髓
在這裡，首先必須梳理和提煉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制度的背景及其背後的戰略思路。無可否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面臨收回香港時，一方面面臨香港必須收回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則又面臨另一個現實，即當時的中國內地無論在經濟水平還是在社會開放程度上都遠遠落後於香港。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既基於現實的無奈，同時也出於其作為政治家的大無畏精神，那就是作為參與創建中共政權的第一代領導人之一，願意部分放棄自身底線和利益的剛毅和果敢。更重要的是，在「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思路背後，是一種高瞻遠矚的思維格局，亦即建基於中國內地和香港在五十年間的不斷融合，從而達致最後的和諧。
鄧小平在這一制度設計中沒有說明，內地和香港在五十年間究竟如何融合？究竟是內地融合香港，還是香港融合內地？抑或是雙方互相融合對方？作為這一制度的原創者，鄧小平不可能在當時前瞻性地窮盡所有細節，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和內地，都將向着更為進步和符合現代文明的方向發展。而且只有擁有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內地真正邁向現代文明，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華人無論身處何方，才能真正揚眉吐氣。
用戰略思維把握策略舉措
從這個戰略高度出發，人們就可以用一種更為從容和淡定的心態來看兩地的磨合進程。香港回歸中國後，有一些國家民族意識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化，是回歸進程的題中之義，在這方面香港主流社會已發生了許多健康意義上的變化，但也還有不少需要繼續提升的空間；而這些變化，與一些西方輿論指責所謂北京政治干預並無直接的邏輯聯繫。
與此同時，有一些變化則屬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灰色區域，亦即其來自雙方原本不同的政治文化；其間，雙方必然會有分歧和衝突。問題是：雙方若能從上述「一國兩制」的宏觀戰略高度出發，就會對其具體策略進行重新審視和調整；不然，雙方的人們很可能會因策略上的紛爭而模糊了對戰略方向的把握。
用這個眼光來看過去若干年兩地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的衝突和磨合，必須承認，雙方經歷了一個逐漸趨於務實並加以理性調整的過程。從香港反對派來說，雖然普選的理念符合現代文明範疇，但卻忽略了香港普選的來源和根據是基本法；從北京來說，一直希望香港政制發展循序漸進，按照香港實際情況設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還是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都是使中華民族不但逐漸實現共同富裕，而且逐漸實現更多心靈自由和政治文明的不歸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和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是中華民族進步歷程的一體兩面。
此次香港民主黨與中央政府的溝通和妥協，體現了理性和務實精神。就像任何政治都是妥協藝術一樣，在此次雙方的溝通和妥協過程中，雙方都是贏家。在這一過程中，反對派內部面臨從分化到重組的過程；對北京來說，也有一個與香港社會展開更為良性互動的問題。在這一進程即將展開之際，從上述的戰略高度做一些思考，恐怕並非多餘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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