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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香港特首曾蔭權事發當天致電菲律賓總統，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精神。實際上，當曾蔭權試圖聯絡菲律賓總統時，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們從人性的本能出發，都認為曾蔭權此舉是正確的行動。
八名香港人質在菲律賓慘遭殺害，在全球華人社會激發強烈悲憤。從一周多的情況來看，可以看到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華人社會基本上保持了理性、成熟的態度，值得高度評價。
曾蔭權做法符合基本法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細節引起較大爭議，即香港特首曾蔭權是否應致電菲律賓總統。在華人社會，有一種聲音認為，曾蔭權不應主動聯絡菲律賓總統，因為香港回歸後的外交由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全權負責，因此作為香港特首的曾蔭權只是地方首長，權限和外交禮儀上都不能直接聯絡菲律賓國家元首。這一觀點發表後，在華人社會引發強烈反響和爭議。
在這裡，人們又必要重新溫習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對「外交事務」的「管理」和中央政府授權下香港特區政府對「對外事務」的「處理」形成嚴密的邏輯界定和承接關係。中央政府對外交事務的管理，並不意味著對具體事務的直接處理；一些具體對外事務，可由香港特區政府來具體處理，但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授權。
香港基本法第七章「對外事務」中的第15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基本法第154條又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件。……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雖然香港基本法不可能對香港特首可否直接聯絡外國元首這樣的細節問題做明確規定，但從基本法的上述對「對外事務」的界定可以看出，香港特區可以在一些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上發揮較為自主的作用。
京港應探索香港對外事務邊際
事實上，按照香港基本法的這一精神，在回歸中國後的十三年裡，香港作為經濟體，一直是APEC的成員，香港特首可以和同樣作為各經濟體領導人的各國領袖同台參會；香港警隊和港口，也一直作為獨立的單位參與和各國的有關合作與交流。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香港特區護照及其獲得全球逾百個國家的免簽待遇。無可否認，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範圍的一部分，但卻在對外事務（包括出入境和簽證待遇）方面擁有一些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政策。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特首曾蔭權事發當天致電菲律賓總統，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精神。實際上，當曾蔭權試圖聯絡菲律賓總統時，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們從人性的本能出發，都認為曾蔭權此舉是正確的行動。
8月30日筆者在鳳凰衛視《時事開講》就此事進行評論前，曾在全球觀眾中就下列問題展開調查：「人質危機發生時，香港特首曾蔭權是否應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幾個選項及其支持比例分別如下：應該，解救人質高於一切（70.7%）；應該，香港擁有一定的對外事務權力（8.7%）；不應該，香港沒有外交授權（20.7%）。從中可以看出，在支持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的人中，相當部分都出於人性本能的判斷。而實際上，這一人性本能的判斷，從剛才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的分析來看，也與有關法律依據相吻合。
關鍵問題是，在明確了中央政府授權下，香港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之後，北京和香港雙方都有必要就有關的權力邊際展開磋商，以最大程度地實現「一國兩制」可以擁有的空間。
「一國兩制」不可忽視戰略高度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必要對在中央政府管理和授權下的對外關係領域展開積極的探索，而其間的關鍵則是進一步解放思想。
這裡也想談談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港台關係自然不是外交關係，但卻又有別於香港與大陸一般省市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從香港的特殊角色和地位來看，港台關係應該成為「一國兩制」和中國整體發展進程中一個具有戰略含義的側面。遺憾的是，過去若干年，港台關係一直滯後於兩岸關係。近年，港台關係有所回暖，但那是因為兩岸關係首先回暖。借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訪台契機，筆者希望香港和北京有關方面都能從戰略高度重新審視港台關係對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意義，迅速補上過去丟失的一課。
另外，香港在其他一系列包括經濟事務在內的對外事務，也都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須知，收窄「一國兩制」的邊際是很容易的，但那樣「一國兩制」的戰略意義也就蕩然無存了。在「一國兩制」設計中，「一國」是前提，「兩制」是精髓；忽略「一國」的「一國兩制」是不能允許的，但忽略「兩制」的「一國兩制」也是沒有戰略意義，甚至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如何把握其間的分寸和邊際，十分考驗北京和香港的政治智慧和戰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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