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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佈釋放中國漁船船長，但由此而引發的風波並未就此平息。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日本昨天宣佈放回中國船長，但由中日撞船事件而引發的風波卻並未就此平息。中日撞船事件發生至今，已演變成中日國家力量的角逐。隨著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紐約高調發表講話，日本方面顯然已經感受到了中國強硬的決心，因此態度有所放軟，表示將盡力尋求一切可能性打開僵局。事情發展到今天，其實已經到了中日雙方靜下心來思考，如何理性處理雙邊關係中一些敏感議題的時候了。
動用國內法：日開啟惡例
首先必須指出，此次撞船事件，雖然在「誰撞誰」的問題上尚無一個可信的版本，但日方沒有使用外交途徑來處理這一爭端，而是直接動用國內法的司法程序，是導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日方的這一做法，雖然從日本角度看，是其否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立場的翻版，但從國際的角度看，卻是破壞了三十多年來在中日領導人之間就釣魚島問題達成的某些默契和共識，開啟了一個惡例。
在日方究竟為何將這一問題遞交國內法司法程序的問題上，有消息顯示，民主黨菅直人政府缺乏外交經驗，而且做出決定的日方具體人員和內閣會議成員，當時都沒有估計到中方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但沒有估計到的背後，卻是日方對於崛起的中國是否可能在釣魚島問題上展示實際動作的日漸擔憂。
據來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內部認為，中國漁船近年出入釣魚島海域逐漸頻繁，其背後有中國政府默許乃至縱容的因素。甚至有評論認為，中國軍方有密謀奪取釣魚島的計劃，中國漁船不排除是與中國軍方渾然一體的行為。不但是日本國內，就連美國五角大樓人士也持有這一觀點。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也在東京表示，此次事件是中方在測試日方的底線。
互信機制：以理性為前提
如果說，這些「陰謀論」思維是導致日方此次錯誤研判局勢，並採取國內法強硬措施的直接導火線，那麼此次事件的深層原因則是中國崛起背景下，雙方安全格局的微妙變化，以及在這一變化過程中雙方信任感的日漸下降。毋庸諱言，近年中日在地區，尤其是在海上的力量博弈日漸增多；雙方關係調適的過程本來就錯綜複雜，安全格局的博弈更增加了這一過程的複雜性。
因此，現在是到了雙方透過這一事件回歸理性，盡量剝離戰略博弈，還釣魚島問題以主權爭議本貌的時候了。筆者之前曾撰文提出中日應就釣魚島「互信機制」展開探索。雖然這一議題在目前的緊張氛圍下，聽上去如天方夜譚，但從中日關係長遠調適的角度看，這一議題至少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技術性議題。
中日之間有許多複雜的結構性議題都需要一個理性的框架。這些框架基本上都不以雙方的共識為前提，也不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為目標，而是以穩定長期氛圍，留待中日關係最終調適完成為訴求，一如過去包括筆者在內的人士所倡導的中日共同研究歷史小組，以及筆者現在倡導的釣魚島前沿「互信機制」的確立。
但這些框架和機制卻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即雙方都必須回歸理性；只要有一方強硬和非理性，那麼一切就都無從談起。
中方強硬的基本目標
以此次撞船事件為例，日方縱有一萬個疑慮和擔憂，但不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此事，而是將之提交日本國內法的司法程序，就是使矛盾激化的主要導火線；而且在中方不斷升級的抗議之下，日方依然強硬如故，強調司法獨立，並要求中方冷靜對待。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將抗議從口頭上升到實質性的舉措，既為無奈之舉，也是以強硬迫使日方返回理性的重要環節。
據香港媒體透露，1999年中日貿易在日本整體經濟中的比重僅為9%，而到2009年則已經上升到將近21%；換言之，日本經濟的逾五分之一依賴於中日貿易。中方持續的反制措施，終將引起日本企業界對其政府策略的不滿；而一旦日本企業界反彈並開始對其內閣施加影響了，也就是菅直人內閣回歸理性的時刻。
現在的問題是：要求日本放人，顯然不是中方此次強烈反制措施的終極目的；日本此次動用國內法，既然開了一個惡例，那麼日本放人之後，如何斬斷此次惡例的示範效應，才是未來中方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
一般說來，作為東方民族的中日兩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私人情誼和溝通管道，往往是決定雙方能否達成默契和共識的重要前提。但現在這些前提和管道似乎都不明顯，尤其是日本目前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菅直人內閣對華傾向又較強硬，因此在嘗試拓展「水下管道」的同時，以強硬促使日方回歸理性，恐怕還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對日的基本基調。在這方面，依次設定的目標應有兩個：一、迫日放棄否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二、迫日放棄動用國內法處理類似爭端的做法。
以日方目前的認知和立場而言，顯然不存在回應中方這兩個要求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必須做好中日關係在短期內大幅倒退的思想準備，尤其切忌出現之前在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時的慣常現象，即幾個月後，實質性問題一個沒有解決，但雙方往來卻已悄然恢復。
中日關係調適期的「互信機制」是終極追求目標，但建立這一「互信機制」的道路卻必然伴隨著適度的壓力和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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