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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創辦者陳獨秀。 網上圖片
王曉華
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學術界逐漸進入失魂狀態。在對此進行反思之後，不少學者意欲憑借精神力量重振學界。
然而，身為學界中人，我在目睹了太多的喜劇和悲劇之後不再相信精神的神話——當代中國學術雖然業已失魂已久，但中國學者患上的卻不是純然的精神病，而是體制綜合症。
說到當代中國學術的病症，大多數未喪失反省精神的知識分子都心知肚明。體制內學者是當代中國學術生產的主要承擔者，但他們恰恰在當下體制的束縛下喪失了原創性和求真意志。可以用兩個詞組形容中國學術界的現狀：其一，中心化；其二，媚權。所謂中心化，乃是指：中國學術形成了一種以行政樞紐（北京）為絕對中心和最高點的體系，學者必須通過進入中心（如在北京的一級期刊發表文章）來完成其成名儀式。
這種對中心的崇拜實際上是對權力體系的崇拜，是對金字塔式的權利結構的屈從。在世界範圍的學者忙於去中心和解構權力的時候，中國學者正竭力與權力結緣，攀登權力的金字塔，享受權力的福祉。事實上，精於此道的學者確實獲得了物質和精神上的利益。
譬如，2009年12月初，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再往前追溯，教育部評出的國家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百位獲獎者中，擔任黨委書記、校長、院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職務的竟然佔到九成。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學術版圖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以學術名義出現的權力版圖——學術界早已蛻變為行政界，異化為官員共同體。顯然，中國當代學術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失魂，而是無法守住自己的本體。
如果以新文化運動為上限，中國現代學術唯一有魂的時期是五四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那段好時光。此間，支撐中國知識分子的並非僅僅是高蹈的自由精神，而是在市場經濟語境中生長起來的自治性學術體制。
《新青年》是當時前衛知識分子發表觀點的主要媒介，而《新青年》的最早出版者是民辦的群益書社。可以想見，如果沒有自治性的出版機構，沒有自由辦刊的文化氛圍，以自由言說著稱的《新青年》就沒有面世的機會，許多知識分子就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
《新青年》在其最輝煌的時期是自治者的刊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魯迅都曾任過刊物編輯。正是由於眾多知識分子依賴市場經濟提供的機緣，創造了一個個自治性的社團、刊物、出版社、研究機構，他們才能以自由之姿從事觀念的生產，中國學術才在短時期內突然達到一個令後人懷念的高度。
後來，當救亡壓倒啟蒙，當集權性力量重新統治知識界時，中國學術的光芒（包括後期《新青年》）就又變得暗淡起來。有了這個背景，西南聯大在抗日戰爭時期造就的短暫輝煌才為人所稱道。其實，這個被特殊機緣所成全的大學之所以成功，絕非僅僅是聚集了重量級的大師，更是因為它恢復了被中斷的學者自治傳統。
該校行政有兩個機構，一個是校務委員會，一個是教授會。校務委員會通過民主討論和決議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全部由教授擔任，由教授會民主推薦。通過教授治校的實踐，西南聯大樹立了崇尚民主自由的校風，培育出了支撐「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氣場。今天，我們感歎西南聯大奇跡，應該理性地分析其背後的體制性因素。
回顧中外思想史，我們會發現偉大的學者皆為自治者。孔子、莊子、老子均在體制外完成了其最富原創性的著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以自由執教者的身份從事文學研究。進入現代以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提供的自治機緣造就了大批原創性的學者。
他們將世界學術推向了高潮迭起的時代。在撰寫本文時，筆者對夏基松教授主編的《現代西方哲學教程》（1985）中涉及的41位哲學家的職業進行了分類，得出下表：
教授 自由職業者 職員 官員
28人 8人 1人 4人
69% 18.9% 2.4% 9.7%
其中，為官員者有克羅齊（任公共教育部長）、金蒂雷、馬利坦、海德格爾等四人。在此四人中，馬利坦和海德格爾的主要身份是教授，純官員僅有兩個，所佔比例不超過4.9%。
也就是說，西方哲學的生產主體是教授、自由思想者、自由職業者（超過95%）。按照中國當代學術界流行的標準，他們全都無權進入成功者之列，能算作成功者的恐怕僅有克羅齊和金蒂雷（兩個人全是「部長級學者」）。
倘若這41人中僅有克羅齊和金蒂雷算數的話，那麼，西方現代哲學的成就將縮減95%。事實上，克羅齊和金蒂雷的主要成就誕生於他們以自由知識分子身份行事的時期，其學術生產軌跡與中國進入政界的學者非常類似。從這個角度看，現代西方哲學的全部成就都是由自治型的知識分子創造的。明白這個道理後，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中國當代學術界，就會明白其失魂的根本原因。
「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海德格爾曾經如是說。然而，危機不會自動轉變為拯救性力量，拯救性力量只能來自於人和人創造的體制。面對中國學術失魂的現狀，我們不能再依賴精神的神話。沒有體制性力量支撐的招魂儀式可能會令人興奮乃至癲狂，但終究無濟於事。中國學術和中國學者患的是體制綜合症。倘若不在體制層面對症下藥，此病注定無法根治。學者自治是提升中國學術的終極道路，不重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經試驗過的自治體制，彼時的輝煌只能成為中國知識界永遠的追憶。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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