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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新一年施政報告以最多篇幅來談香港地產市場，提出若干政策措施試圖「壓抑」樓價，但是，「事與願違」。香港地產市場對施政報告的即時回應是：大量資金入市，樓價再度上升。對此，行政長官表示，他天天看住樓市，如果出現「泡沫」，政府是會再以行政手段來干預的。亦即是說，豪宅價格已創歷史新高，中小型樓價逼近歷史高位，尚未算出現「泡沫」。不知須待升至何價位香港房地產市場才算是重現「泡沫」？特區政府的責任難道是坐等香港地產市場泡沫到了將破裂之時才出手？然而，歷史經驗昭示，一旦到了那種地步，政策干預所帶來的往往就是「硬著陸」。
面對香港地產市場升勢難以阻抑，特區政府主管房屋事務的局長表示，特區政府從來沒有鼓勵市民置業。此話誠然。問題是，這不等於政府對地產市場的供應與需求脫節不必承擔責任。這一類近似於「買賣自由，責任自負」的話，在私人市場上司空見慣，出自政府負責官員之口，令人啼笑皆非。
特區政府從最高領導人到較低一級的負責官員，都在不同場合勸喻年輕人不要急於置業，甚至有人提出「40歲時置業」這一量化指標來引導青年。問題是，這一類勸喻如同泥牛入海或者對牛彈琴，特區政府是否就算盡到了開導青年的責任？
現代政府管治強調「問責」，因為管治的基本要求便是盡責——嚴格履行職責。
現代管治須有對國家民族歷史的使命感
盡責的標誌，不是政府承認已經發展到眾所周知地步的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問題，那是盡職的前提條件；倘若政府對於普通市民已看到的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問題都置若罔聞，那是「瀆職」。盡責的標誌，也不是政府對於眾所周知的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問題提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隔靴搔癢的政策措施，那樣做是敷衍塞責。
盡責的標誌是，即使政府無法做到對於任何一個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問題都「先知先覺」，至少應當對於重大的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問題「見微知著」，在它（們）「風起於青萍之末」時，就制定預案；對於政府推行過程中出現未能預見或者無法預見的變化，及時地調整和完善政策措施；勇於承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有勇氣頂住壓力堅守崗位，也有勇氣順應大勢急流勇退；不諉過於前任，也不留難於後繼。
現代政府管治是一份特殊的工作，是不能以尋常的打工心態來處之，而是必須基於對國家民族歷史的使命。沒有崇高的使命感，不可能有嚴格的責任感。打好政府管治「這份工」，必須先明白「這份工」對國家民族歷史的意義。
香港從港英管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是香港歷史劃時代的巨變，處於這一巨變中的特區政府，需要「承前」—保留九七前形成而繼續適合於九七後香港的法規制度，更需要「啟後」—與時俱進地開拓香港現在和將來，必須實現由「承前」向「啟後」的轉變亦即創造香港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政制應實現「承前」向「啟後」轉變
誠然，在「一國兩制」的特殊條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承前」向「啟後」轉變是很不容易的。特別是，當西方國家張揚其與中國在政治制度及相應政治觀念上的差異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有不少人包括一些位居高位者會強烈地受制於他（她）們固有的意識形態，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承前」與「啟後」之間是斷裂的。近10多年來的經驗證明，香港政制發展是制約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共議程的因素，也是左右特區政府管治的因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政府和第二屆政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暴露這樣的問題。近二三年，特區第三屆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了同一個問題。今後一兩年乃至未來五至十年，特區政府將要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的決定性考驗即何去何從—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邁向普選的過程中試圖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向西方政治模式靠攏？抑或與國家主體一起，探索既具中國特色又符合「一國兩制」原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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