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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美國應調整自身的戰略定位，應與中國更多的對話、尊重與合作；而非遏制、圍堵與對抗。中美兩個經濟大國應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的復甦與協調、持續發展，中美之間的博弈既是經濟的競爭，但更多應是着眼於全球發展大局的共同合作。這也正是現代博弈論的思想內涵，「在競爭中合作，共創多贏」。
為期兩天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已於10月24日平靜結束。本次會議並未出現一如市場預期和關注的「匯率戰爭」爆發前的摩擦烽煙，而是在與會國的冷靜、低調和審慎中，達成了「避免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的基本共識；而沒有共同制定「縮減貿易不平衡的目標」。同時，也令美國意圖策動歐、日等發達工業國聯合施壓中國，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如意算盤完全落空。看來貿易或匯率再平衡問題只有留待下月11日首爾G20首腦峰會中去解決了。
美國借逼人民幣升值轉移自身經濟矛盾
這是一個意料之中和可以令各方接受的會議結果。因為，美國的所預設的會議焦點和前提的「匯率干預」問題，有違世界貿易公平競爭和環球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原則，而沒有得到各國認同。早在會前，美國財長蓋特納就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在公開場合發表措辭強硬的「人民幣幣值被低估」言論，呼籲各方施壓人民幣升值。同時還倡議參會的有關貿易順差國，制定與進出口貿易再平衡相掛鈎的匯率政策（即：變相要求有關貿易順差國調升兌美元匯率，以令本幣升值）。美國的舉動令其轉移自身經濟矛盾和貿易失衡焦點的動機顯而易見，也令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極為反感。因為，如果美國的目的得逞，將進一步損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和經濟復甦動力。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國家之間的匯率平衡，取決於貨幣的供求平衡，即：「購買力評價」理論。而國家之間的貿易平衡，則取決於貿易商品的供求平衡，及結算匯率、本幣利率和本國財政稅收政策等關聯進出口成本因素。也就是說，影響國際貿易失衡的關鍵和最核心的因素是貿易供求結構是否平衡的問題，即：我出口的貨品是對方市場需要的；而對方願出口的未必是本國市場需要的，或我需要進口的未必是對方願意出口的貨品。這必然會導致兩國間貿易結構的扭曲與失衡。而匯率、利率和稅率則是影響進出口產品成本和定價的表象政策因素，本幣升值或利率、稅率調升，會導致出口產品成本與價格的上升，間接影響出口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以量寬貨幣政策救危效果適得其反
美國近年來的全球貿易失衡，根子在其產業與經濟結構的失衡（產業過度集中資訊科技、現代服務、超級金融等高端領域；過度消費而忽略生產和創造價值）；及出口貿易結構的失衡（大量需求低成本的生活消費品，而限制本國高、精、尖科技產品與技術的出口）。是其人為製造了經濟結構的扭曲與自身貿易結構的失衡。因此，美國才是全球貿易失衡的始作俑者。而美國卻長期忽略這一關鍵因素，將其貿易失衡的核心歸結於匯率因素。美國也正是以坐擁國際結算貨幣和資產定價權的「美元」優勢，長期主打「匯率牌」，大量發債和超發美元，來持續貶值美元，輸出通脹，以維持其扭曲的消費經濟結構和修復其日益失衡的貿易結構。
然而，效果適得其反。尤其是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美國的持續超低利率和超級量寬貨幣政策，更令中國等貿易國貨幣加速被動升值，並帶來新一輪全球惡性通脹危機。既削弱各國和全球經濟復原的動力，也加劇了美國經濟結構的扭曲。如果美國不從根子上解決自身經濟與貿易失衡問題，一味糾纏於「匯率」因素，繼續其二次超級量寬貨幣政策（QE2）。那麼由美元繼續人為貶值，所引發的全球「匯率戰」就不可避免。所謂「匯率戰」就是各貿易國爭先貶值本國貨幣，以維持出口競爭力和經濟動力。目前，各國都嚴陣以待，密切關注美國的貨幣舉措。由此可見，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所達成的「避免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的共識，恰恰表達出各國對全球爆發「匯率戰」所引發經濟惡果的擔憂，及對美國不負責任的強權貨幣政策的抗議和反制。
中美合作才能解決全球貿易失衡
會後，美國財長蓋特納受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邀請，立刻飛赴青島參加「機場會談」。雖然會談的內容令人聯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國表現出一個大國的從容與負責的姿態，希望繼續與美國加強高層次的對話與溝通，以增進解決全球經濟復甦和貿易失衡的共識，避免全球匯率戰的爆發。因此，美國應重視、尊重和理解中國的聲音，共同致力於恢復全球產業與經濟結構的平衡，才是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的根本。或許美國財政部押後公佈「匯率政策報告」也釋出一點積極的姿態。總括而言，近期中美匯率之爭的唇槍舌劍與高層互動，已體現出中國對美博弈的底氣和藝術。美國的產業病灶已積重難返，美國的經濟實力也日漸削弱，不論從未來產業重整和經濟轉型的縱深與空間競爭而言，美國已不具備單挑中國的優勢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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